一、点的突破

关注什么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纪录片所能关注的范围直接反映了编导者的主体意识。任何文化的成长都是多元文化的组合。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在中国，学会以纪录片的艺术手段关注生命本体的人、人的生存背景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变革时代。

我们提出这种关注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是一种生命意识对在镜头前游动着的人的价值、人格、权利以及尊严的全方位展示。

大概也是90年代初，我们看到了孙曾田先生的《最后的山神》。看完此片后，我们感到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片子又有点儿似曾相识，无疑，孙曾田让我们再一次温习了佛拉哈迪式的人本主义的浪漫情怀。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专题片模式，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执著的反叛力量，一种着眼于人的突破。

像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在中国还能举出很多，尤其在以人为目标的选择上，我们逐渐乐观地发现我们所反映的人又有了从几乎任何标准上去看都存在的差异，比如还是孙曾田先生的《最后的山神》中的“孟金福”到《神鹿啊神鹿》中的“柳芭”，说的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可以指出他与她的生活命运以至个性缺陷，但是从多元文化意义上来说无疑是对我们视野的极大丰富。

以人为切入点，对中国纪录片产生广泛影响和最大贡献的应该是中央电视台创办的，播发短纪录片的专栏《生活空间》。一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形成了对普通人的亲和力与新纪录片时代的定位。

《生活空间》中的短时纪录片模式，可以说在当时是颇具原创意味的。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普通人成为真正意义的影像主体。他们的喜怒哀乐无不浸染着生活的甘苦，他们的生活与命运的真实写照，对同时代的观众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从而构成空前的互动效果，完成了纪录片以沟通为宗旨的使命。

纪录片以特有的创作形式，承载了平民阶层的精神气质，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勇气与创造张力。同时它体察生命的片断、细节以及与之相关的矛盾，矛盾之间的不可调和与转化，表现出纪录片工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为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一种价值实现的内驱力，向外辐射，贯穿并成就充满个性的电视纪录片优秀之作。

二、线的延伸

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层次人文思考的途径。国际纪录片的广泛影响，西方人类学纪录片的导入以及资深人士的来访交流，包括我们尚显稚嫩却从容真实的作品在国际电视电影纪录片节上屡获大奖，无一不影响着我国纪录片工作者的创作趋向。

纪录片向深层次开掘的条件，并非选择拍摄对象的人与社会价值，而是人与社会的价值实现程度。这告诉我们纪录片创作几乎与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历程一样需要时间，需要长久的忍耐与持之以恒的记录过程。1997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那次国际纪录片学术研讨会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这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界第一次与世界大师级纪录片专家的聚会。美国真实纪录片大师怀思曼讲了很多纪录片主题思想隐喻于影像的推进过程以及他的操作模式；来自澳大利亚的康纳利夫妇，与土著共同生活三年完成了他们的《黑色收获》；而一位来自德国的纪录片大师，为了拍摄《高尔佐村的孩子们》，竟30多年从未间断过。在中国，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实证意识从事纪录片创作的群体似乎尚显孤单了一些。从大环境上来讲，处于社会变革时期，浮躁心态，难于沉下去，默默拍片的少，侃侃而谈者多，这种总是以粗制滥造的作品急于发表言论的做法埋葬了我们自己。另有一种丑态百出的模仿者，被评论家们讽为“跟腚派”。以冗长的时间跨度，无思想无主题地在我们眼前游走，从大师那里只学得了形式上的皮毛，根本上讲就是垃圾复制。

但从积极意义上讲，毕竟我们已经看出真诚的中国纪录片工作者令人信服的探索与尝试。出自纪录片人吴文光之手的作品《流浪北京》（1990年）纪录了五位60年代出生的艺术青年在北京飘泊的经历。他们中间有女作家、女画家、摄影家、导演等，他们住在北京圆明园附近的民房里坚持自己的追求，苦心从事创作。这部作品是不是中国第一部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所谓边缘人还有待考证，但就较早地以年为计算时间跨度，以时光的推移，人物生存生活的悄然变化来忠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背景下的“青年艺术群落”生活变迁的作品，足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此后我们还有幸观看了另一类记录边缘生态小保姆在一年中的生活经历、情感世界的《远在北京的家》等极富史证意味的作品。一向话不多的纪录片编导彭辉谈到《平衡》像进入了另一种语境，后来当我们看完这部长达一百多分钟的纪录片作品后，着实让我们震慑于这样一种独特的影像记录。美丽而残酷的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是中国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藏羚羊的栖息地，也是海拔在五六千米的“生活禁区”。80年代起，一批批盗猎分子在利益驱动下涌入了可可西里，疯狂捕杀藏羚羊。在以后的十年间，藏羚羊锐减三分之二。纪录片讲述了杰桑·索南达杰在一次抓捕盗猎分子的行动中，被盗猎分子枪杀。索南达杰的妹夫，曾经也是打猎能手的奇卡·扎巴多杰辞去官职，成立了以保护野生动物为主要目的的“西部野牦牛队”。该片以三年的时间伴随着这支特别队伍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千难万险，终于赢得了关于生命与捍卫生命之间的历史实证，让我们仿佛亲历了一个生命（奇卡·扎巴多杰）在生死诀别间的音容气息，甚至于可贵的人格魅力。

《平衡》应该是随时间的延伸而浓缩了的特定地域历史片断，或者是像闪亮的节日一样让我们感觉到时光的起伏涨落之后沉淀下来的一种珍藏。

总之，能学会少说多作，能沉得住气的纪录片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想这大抵与精神、意志、或者横而不流的信念有关，也可能就是属于人格与道德的自律意识。

三、面的拓展

中国纪录片趋于成熟，不是因为若干部纪录片作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奖，而是整体上的文化意识与思考精神的表现。纪录片编导者选材的丰富性，追求不同品味的文化类型，使纪录片形成支流密布的大河。

以命题的选择为起点，代表了编导者强烈的发现意识。电视纪录片编导们的人各有志，扩展了纪录片涉猎的范围，以至影响到相应学科的深入探索。有的纪录片编导实际上由于长期集中精力对某一特定领域的钻研，已经成为这一特定领域的专家；反之，有的学科体系的科学家由于长期从事纪录片的创作并为科研本身服务，已然成为特定专业的纪录片工作者。

这种例子在国外很多，像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中播放的许多纪录片就是由一些环境专家、生物学者等科学家们持机创作出来的。

对纪录片面的拓展实际上在中国今天的纪录片界的要求还相当迫切。事实证明，不是我们纪录片跨度大了，而是在专业分化、分门别类的发展中实在还有太多的不足。

四、结语

这种不足实际上又反证了我们国家纪录片中存在的某种发展进程中的缺陷。

我们的纪录片虽然在创作数量上，反映问题上，创作手法上已经有了令人欣慰的成就，但是题材的过分集中，重大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事件类纪录片，承担给我们具有历史责任的纪录片还并不多见，这是令人扼腕的遗憾。培养纪录片编导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的勇气，这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我们太过浮躁，以至我们拥挤在成功者或获奖者走过的老路上，有意无意中逃避了社会使命很强的现实问题。我们过于沉湎边缘文化形态之中，以致使我们的创作变成对其他未知世界无法问津的平庸化倾向。

是什么磨失了我们的纪录片个性？这个问题也许提得太大而无从解答，但是这是一个如此逼视着我们无处逃遁的问题。

面对现实，比如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纪录片在1999年上百部参评纪录片中都没有一部反映工业类型的纪录片出现在我们面前。另外城市题材的纪录片也少得可怜，我们还看不见从欧洲的《城市交响曲》（维多夫）到美国《城市》、《纽约纽约》（汤普森）等城市经典类型的纪录片在中国出现的影像痕迹。

即使我们拥有并在某些类型或题材中有所作为，但依旧应当承认我们还没有大师级的作品出现。我们不是太缺少大师级的头脑，而是缺少大师级的纪录精神。

尽管如此，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性地看待我国纪录片所走过的道路，应当承认，纪录片既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无法不受到我们自身发展历程的局限。就像我们的文学艺术，或其他社会科学所走过的道路一样，只有认清了我们自己，才能理智地选择我们的未来。因为纪录片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它从来就不是急功近利的东西，相反，它是把伟大的热情以漫长的时间理性地渗透于我们的成长经历中。

这也许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