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支日本取材队的到来，中国的电视工作者开始踏上那条沉寂千年的历史古道——丝绸之路。(27)驼铃声声，古道漫漫。1979年8月开拍的《丝绸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二三十年代斯文·赫定西北科考队的继续，只是中方的合作伙伴换成了日本NHK。摄制组沿着两千年前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联系的古商道进行拍摄，对盛极一时的丝路文化遗址、民族、宗教习俗等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扫描”。1981年5月完成的《丝路》有中、日两个版本，播出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丝路热”。参与此片的中方人员通过日本同仁间接地感受到了源自西方的创作理念，虽然开始的时候因为不适应还有过一些争执，但这次合拍以及后来的《话说长江》、《黄河》的合作经验对中国纪录片在观念上的成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中央台和青海台合拍的《唐蕃古道》（1987，编导王娴）被认为是“西部民族民俗博物馆” (28)。全长3000余公里的唐蕃古道，因当年唐朝文成公主进藏嫁与松赞干布而闻名，藏汉联姻使两地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更加紧密。此片形象地展现了西部雄浑壮阔、神秘古老的自然风貌和善良、淳朴的西部人民建设、开发家园的工作生活状况。西安台和中央台合作的《长安》（1987）讲述的是半坡母系氏族社会遗址的故事，该片从80多万年前的蓝田猿人遗址开始，按时间顺序一直拍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主要侧重于表现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丝路》、《话说长江》、《黄河》、《话说运河》、《唐蕃古道》等片构成的江河古道系列所展现出的人文自然景观无疑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缩影。

80年代中日合拍和中央台联合地方台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包括川、藏台的《古格遗址》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类型。尽管总体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制作也相当精良，但因题材等因素局限，无法展开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这使得这类片子更多地停留在考古探幽和对古文化遗址的重新解读上。这期间以普通中国人生活为题材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纪录片是英国导演菲尔·阿格兰（Phil Agland）花了三年时间在云南拍摄的《云之南》和BBC出资制作的《龙之心》（The Heart of Dragon），《龙之心》后来还被一些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作为研究了解中国的教科书。

1983年10月2日，第一个少数民族栏目“兄弟民族”开播。16名成员分别来自满、汉、回、藏、彝、傣、锡伯、土家8个民族，组长是王娴。当时的一些主创人员现在都成了中国电视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中有现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社教中心主任高峰、纪录片部主任魏斌等。“兄弟民族”每周播出一部20分钟的节目，第一期节目介绍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概况，以后还播出了《孔雀之乡》、《中国哈萨克》、《中国朝鲜族》、《高原彝家》、《苗乡纪行》、《布依族》等片子，《中国瑶族》系列片还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瑶族学术讨论会。1984年以后播出的《基诺族的黎明》、《呼伦贝尔情》、《水族风韵》和系列节目《川藏路纪行》、《维吾尔族的故乡》等片也都真实地反映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他们的新生活，被人们誉为“形象的民族史”。(29)1986年后该栏目经历二次合并、一度改名为“民族之林”，直到1996年12月才以“中华民族”的名称固定下来。“中华民族”栏目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播出了《走出山林》、《与历史告别》、《牧民道日那》、《婆姨街上的故事》、《十七岁的朗安进翠》、《朗冲村的故事》和特别节目《历史性的飞跃》等160多期节目。

1991年11月，《望长城》播出，该片以长城为绵延的民族文化符号诠释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之光。站在长城脚下的编导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探寻考证历史，他们试图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因为此前长城题材的片子已有省级台联手制作在先，这使刘效礼和他的同伴们在筹划节目定位和框架时颇费周折。最后，集体的智慧产生了几条原则：围绕长城的军事功能、民风民俗、民族融合和生态平衡做文章，把笔墨洒在长城两侧人民的生活，以“人”为表现的重点。(30)《望长城》着力表现长城内外这一特定环境下生存的人和他们真实的生活情景，对内蒙古草原及其他地区的风情民俗、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变迁、考古学家的活动等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内容也有涉及。同期声、长镜头的大量使用、记录过程原则的始终如一，使此片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纪录片在中国开始“升温”并走向世界。（未完待续）

注释：

(1).参阅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页3-5

(2).杨堃：《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页181-184

(3).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1996, 页1

(4).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蔡先生的研究和引介对“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北大校长任上曾设人类学讲座，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又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民族学组，并兼任主任。1934年民族学组改隶史语所，下设人类学组专事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1955年迁台后的中研院成立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凌纯生任主任，1956年正式建所。

(5).胡鸿保：《中国社会中学的人类学传统》，《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1998年第四期

(6).（英）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片的首要原则》，《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杨远婴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页226-227，232

(7).参见夏之平：《历史的呼唤――谈电视专题节目界定》，《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研讨论文集锦》，杨伟光主编，东方出版社，1996，页77

(8).巴石：《论电视纪录片在四川的崛起》，《当代中国改版电视台百卷丛书――四川电视台卷》，吴宝文主编，中国改版电视出版社，1999，页151

(9).有关中央台“专题部“机构设置变动的详情参见注(7)夏之平，页78；段忠应：《从社教部的几次易名谈专题节目界定》，同注7,页142-147。”“专题部”可能是中央台下设机构中名称变更最为频繁的一个部门。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以来，该部门名称的变动次数至少有7次，“专题片”这一概念的不规范由此可见一斑。

(10).有关分类节目中纪录片部分的解释详见《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研讨论文集锦》，杨伟光主编，东方出版社，1996，页6-10

(11).参见李虹：《行列里的思考》，《电视专题文集》，李东生主编，北京出版社，1998，页424-425

(12).陈汉元：《我心中的纪录片》，《走向21世纪的中国电视――台长专家访谈录》，龙耘、朱学东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页382-383

(13).朱羽君、雷蔚真：《电视采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页269

(14).关于人类学影片的“科学性”与记录美学之间“鱼与熊掌能否兼得”的问题参见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1期，1991

(15).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即将出版）

(16).同注(14)胡台丽

(17).参阅（美）卡尔?海德：《影视民族学》，田广、王红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页163-178

(18).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1版，1998年新版，页15

(19).陈景源：《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述略》，《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斯文?赫定（1862-1952），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有关他的生平及他在中亚特别是在西藏、新疆等地的探险、考察活动详见邢玉林、林世田著《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20).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页179-181

(21).本文“民纪片”拍摄数量引自刘达成：《跨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关于这一时期拍摄影片的总数量还有不同说法：杨光海在其回顾文章中说是21部，同注24；陈景源《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述略》称1958-1966年共拍摄15部影片，其中有2部在文革后才完成，同注(19)

(22). (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彬彬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页531

(23).参见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87，页6

(24).参见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载《民族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杨光海：《从事影视人类学36年的回顾与思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带*者为民主改革或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拍摄。

(25) (26).同注(17),页264、81.

(27).王纪言：《寻根与追梦――华语电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拓》，刘立冲主编，《华语电视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花城出版社，广州，1994，页179-180

(28) (29).参见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页257-258、220-224；于广华主编：《中央电视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页102-106

(30).郭镇之：《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页162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小南庄5幢1501 邮编 100081）

*本文承蒙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庄孔韶先生审阅并惠示卓见，庄先生还提供了他正待出版的著作《人类学通论》中关于影视人类学的章节及其他相关的资料，特此敬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