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世界电视100强”（英刊《国际电视商务》评选）排名中以6亿美元的身价排在第51的中央电视台尽管比去年的派名上升了6位，然而这个中国电视业的“龙头老大”似乎并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48)3月8日出版的《财经时报》以《CCTV“大地震”》为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最近宣布的三大改革措施，其中以制播分离为动作最大的重头戏，这是电视业面对市场经济、传媒竞争而去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目前世界上186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实行电视台制定节目规划，大部分节目由制片公司完成的制播分离的经营方法。纪录片制作人与播出机构之间是双向选择、讨价还价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据统计，英国BBC每年交给独立制片公司完成的节目长达1339小时，价值1亿多美元。(49)

未来电视台体制的改革会如何影响纪录片的创作还是一个有待观望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影视编摄人员和人类学者之间的力量整合、优势互补将会进一步推动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纪录片的创作将越来越趋向个人化，更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亦会加入这个行列。随着一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本土人类学家的出现，兼具“自观”和“他观”视野的本民族学者的研究（摄录）本民族文化时体现出来的长处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影视人类学作品的摄制方法，让.鲁什比较欣赏一种无处不在的观察拍摄的方式。他主张运用维尔托夫“电影眼”理论让“死”的摄影机复活起来，拍摄时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固定的三脚架，使自己的身体始终保持灵活敏捷的状态，随着抓拍和跟拍。他还建议人类学家最好独立拍摄，即使影片在技术处理上可能稍受一些影响，但他们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互动所营造的气氛和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技术进步带来的制作和传播方式的变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60年代同期录音设备和80年代“Betacam”的推出都导致了纪录片制作“革命性”的变化，现在国外已经有人用Hi—8来拍摄纪录片并取得成功。以拍摄《方舟》和《男人工饲》而走红的莫利·迪宁说：“Hi—8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技术发展，它可以在其他设备难以拍摄的环境下发挥作用（如打仗和登山），它在降低制作成本方面也令人鼓舞……”。(50)互联网的兴起为纪录片的播出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人们可以在网上观看好莱坞经典作品，也可以上网查阅纪录片和其他有关的文字资料。网上传播不受播出时间的限制，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回看，而且光盘储存信息在耐久性、容量、便携带等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此外，高清晰画面、高音质、多频道的数字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宽带传输网络等影视传播技术的创新和普及，都将极大地拓展人类学纪录片的表现领域和传播空间。

传统文化的消失似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上的语言种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而语言的时往往是一种文化没落的标志。在中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240多年前从东北迁往新疆伊梨的锡伯族人有幸在“塞外江南”传承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习俗（留在东北的锡伯族人50年代后因与汉人通婚等原因而被同化），他们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云在这次开发中会怎样？50年代的“改造”和“抢救”会否重演？能否在提高西部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尊重他们的意愿留存一些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非本文力所能及。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人类血学纪录片题材的主要来源地，人类学纪录片在记录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也担负着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解释社会文化现象、阐明抉择等文化使命。王慰慈教授对影像在保存人类生活记忆和文化资产方面的潜力有较高的评价：“许多史迹都正在快速消失，若所有关怀文化的人，都可以拿起摄像机记录周遭的生活与记忆，将可以提升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关怀与思考。”(51)文字与影响并重的影视人类学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来观察社会，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不了解这些文化的人们，让地处偏远的民众也能籍此分享世界上不同族群独特的文化。未来社会无论是朝着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演进还是“全球一体化”、“地球村”的梦想成真，影视人类学这一新兴的学科都将在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续完）

注释：

(31)参见庄孔韶：《长江三峡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及其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32)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文新版序言，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北京，2000。

(33)孙曾田：《<最后的山神>：心灵的记录》，《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34)孙曾田：吕新雨：《透过意识的三棱镜——关于纪录片《神鹿呀，我们的神鹿》与孙曾田对话》，《南方电视学刊》，1999年第4期。

(35)孙曾田：《记实与思考——从<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谈纪录片特性》，《电视研究》，1999年第2期。《神鹿》一片先后获得的奖项有：1997年第二届帕努国际传记片电视节评委会特别奖、1997年爱沙尼亚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大奖、1998年上海电视节评委会特别奖、1999年美国纪录片协会提名奖等。孙曾田目前正在参与制作大型历史文化系列片《人类的敦煌》，此片将在今年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播出。这也是电视工作者为改变“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这一现状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36)引自魏斌1997年12月5日在中央台社教中心总结会上的发言，他还转述了杨伟光对《八廊南街十六号》的一段话：“更积极向上一些，更耐看一些，是否也能获奖呢？”

(37)同注（3），页4。

(38)宋光宇：《人类学导论》，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77，页17。

(39)参见注（14）胡台丽；法国人类学家、导演范华（PatriceFava）在《为公安派辩护》一文中指出“分享人类学”即指“反馈”（feed—back），西文feed—back本指回归本源，把片中人物放映出来让他们看自己的形象，导演对自己提出质疑，并通过他们的看法确定真相而重新估价自己的工作。见《法国人类学电影周资料》，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编，1998。

(40)同注（17），页50。

(41)朱羽君、殷乐：《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记实语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页206。

(42)参见乔健：《美国历史学派》，《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页139—144。

(43)高峰、肖平：《电视纪录片论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页62—64。

(44)同注（13），页272。

(45)“风葬”即人死后，亲属将死者的衣服脱去，把尸体放在勒勒车上，子女们赶着勒勒车在事先选好的风葬场地奔跑，（不准回头观看），尸体在勒勒车奔跑颠覆时掉在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三天后，死者的亲属再到现场祭奠，如果死者面部朝天，表示他已进入天堂，面部朝下，则意味着进入地狱。

(46)参见胡台丽：《仪式与影像研究的新面向：排湾古楼祭仪活化文本的启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6期，1999。

(47)乔健：《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页14。

(48)美国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已连续7年高居龙虎榜的首位，电视收入达184.62亿美元，有关排名的详细情况参见陆地：《几家欢喜几家愁——解说“1999世界电视100强”》，《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5期；黄玉编译：《1999年全球电视100强》，《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0年第1期。

(49)参见王甫：《积极稳妥地实施制播分离》，《广播电视研究》，1999年第6期。

(50)张讴：《中国纪录片的走向》，《中国电视》，1999年第9期。

(51)王慰慈：《（台湾）文化纪录片研讨汇集》第二卷序言，1998，转引自《影视人类学通讯》，2000年2月，总第11期。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苏州桥小南庄5幢1501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