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之后，前述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形态依然此消彼长地继续存在，均有所发展，并未完全被后来者取代。借助技术进步和社会思潮，各种创作元素要么互相借鉴、互相融合，派生出更为包容的纪录片形态；要么互相悖离，走向各自的极致。

    上世纪60年代末以后，美国导演弗里德里克•怀斯曼倡导与发展了“直接电影”的传统，他制作的关于社会机构的纪录片隐喻着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读解的权力和责任更多地交给观众。

    始于维尔托夫、完善于让•鲁什的“真实电影”路线明显地影响到后起的纪录片工作者。20年间，一批包含参与元素的重要作品相继问世，如，《浩劫》（克罗德•朗兹曼，1985），《细细的蓝线》（艾罗•莫瑞斯，1987），《罗杰和我》（麦克•摩尔，1989），《谁杀了陈果仁？》（崔明慧、达吉玛，1989）等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纪录电影引入两种新的倾向：一是纪录片的个人化风格；二是种族题材和多元纪录片的崛起。

    在“虚拟现实”方面，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淡化和消除剧情片和非剧情片的界限成为一种理论时尚，电影符号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的“每部影片都是叙事电影”曾被广泛引用，号称纪录与叙事“混合”的影片样式风行一时。就纪录片伦理而言，我把这看作是“真实电影”理论在哲学上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它对纪录片创作的道德原则伤害极大。跳出表达的层面，如果可以将“现实”和“虚构”无原则地混为一谈，纪录片就完全陷入了自我迷失的陷阱，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道德关切也就无从谈起。
总而言之，今天，再也没有哪一类纪录片形态能像早期的纪录片流派那样引人瞩目，招来云集响应或引发旷日持久的争议。这个世界日益被各种各样的媒介和信息网络覆盖，充斥着愈来愈多元的价值观念类型。即便出于自身的生存需求，纪录片创作的世俗化与多元化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相应地，纪录片伦理倾向也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向“下”发展。

    然而，无论纪录片的形态如何发展变化，总有一个界限——道德上的、也是纪录片本体上的——不能够越过。任何时代，只要我们回首望去，就会发现，但凡经过了时间淘选而流传至今的经典纪录片，无不满含真诚的道义情感，无论它们的纪录视角、纪录手段和纪录风格怎样大相径庭，它们给予现实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理解与尊重却是极其相似的。这是纪录的力量，也是道义的力量。

2003年6月初稿
2005年12月修订于广院

1参见［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胡尧之，胡晓辉，冯韵文，方为文，富澜，丁海嘉，张扣林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85—287页。

2参见［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冷铁铮译，李正伦校，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41－43页。

3参见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50－151页。

4［英］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单万里，李恒基译，载于《纪录电影文献》，单万里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502－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