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日纪事》（让•鲁什，艾德加•莫兰，1961）在巴黎上映，这是纪录电影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影片有一个副标题：“真实（理）电影的一次经验”——明示对维尔托夫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回应。

    导演让•鲁什是一位拍摄“原始民俗”的纪录片作者，从4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非洲拍摄这种人类学纪录片。这时期，小型轻便的摄影机的出现使纪录片创作者进一步贴近现实生活、贴近拍摄对象的愿望成为可能。鲁什已经使用16毫米摄影机，并且自行实施了技术改良。他同非洲土著的黑人们相处得亲密无间，但是，他拍摄的一些民俗纪录片因反映“欧洲文化中心主义”遭到来自非洲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面对这些批评，让•鲁什对自己的电影进行了反思。1957到1958年，他在两部影片里借鉴了弗拉哈迪的经验——一是请被拍摄的黑人观看部分完成段落，同时拍下他们的反映；二是让他们即兴发挥表演一些他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借此调整自己与异质文化的关系。通过这两种实验，让•鲁什开始意识到，纪录电影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在拍摄过程中诱发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在镜头前生成一种能动的存在，进而使影片在对事物的深层认知方面产生“始料不及”的穿透力。

    1960年，鲁什完成了又一部他称作“人类学剧情片”的电影后回到巴黎。这时正值“新浪潮”电影盛行，他们的口号之一就是要创造一种“第一人称的电影”，用最为便捷的电影方式表达个人的现实生存体验。这年夏天，鲁什邀请社会学者莫兰和摄影师米歇尔•布劳特，使用一架配备有同步录音设备的KTM摄影机，在巴黎拍摄了《夏日纪事》。鲁什把在非洲试验过的纪录手法都用了进去，他称这次拍摄是对“住在巴黎的不可思议的人种”进行一次“人类学研究”。

    在这场试验里，介入现场的摄影机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记录机器。在由纪录主体引发而又无法完全操纵的事件进程中，它被当成一种“精神分析的刺激物”，激发人们在镜头前说出在其它情境下不可能发表的言论。之后，影片的参与者们——包括纪录片作者和拍摄对象——一同到试映室里观看现场纪录的回放，围绕这次电影实践的体验进行讨论；这些场景，连同两位主创人员的单独讨论都被拍摄下来，交叉剪辑到一起。

    我认为，自卢米埃尔发明摄影机之后，是让•鲁什第一次如此全面而深切地触及了纪录片创作也是纪录片伦理的根本性问题：

    什么是纪录片的“真实”？
    摄影机和纪录主体的介入对现实有何影响？
    纪录主体、纪录对象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有哪些可能性？
    三者之间可否以摄录设备为介质完成一种互动的交流？
    这种作为纪录片表达方式的交流有可能是平等的吗？

    从《夏日纪事》发起的“真实电影”对纪录片创作走向的影响不啻于一场承前启后的革命。“真实电影”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弗拉哈迪、新现实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回应了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另一方面，也接续着格里尔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上述问题几乎将纪录片的本体理论同一种关注“关系”的哲学思考融为一体，也可以说是一次彻底的纪录片伦理反省。尤其值得回味的是——这场由纪录片工作者联合社会学者以及巴黎街头市民共同完成的试验，用一个简单平常而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所有人的生活串联起来：“你幸福吗？”这是一个关注生命价值的追问，也是纪录片对人类命运走向的传统追问——穿过巴黎的那个夏天，穿过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争端、种族矛盾、经济问题、教育危机、社会衰退——直到今天，直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