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两个“战争电影”特例：对现世功利主义的间离与超越

（1）詹宁斯的战时纪录片

    汉弗莱•詹宁斯也许是英国纪录电影学派中最杰出的导演。二战期间，交战国站在各自的政治军事立场上，组织拍摄了一批为战争特制的宣传片。而这时詹宁斯加入了“王冠电影队”，为英国情报部拍片。先后拍摄了《伦敦能坚持下去》（与哈莱•瓦特合作，1940），《倾听英国的声音》（1942），《战端开始》（1943），《沉默的村庄》（1943），《八十天》（1944），《给梯摩西的日记》（1945）等纪录电影。

    与一般的“战争电影”不同，詹宁斯的纪录片淡化了政治宣传的味道，没有说明，没有劝告，也不作热情的演说，只是观察。詹宁斯本人在战前曾帮助建立了“大众观察”（Mass Observation）形式学派，其宗旨是对“英伦三岛的居民、他们的习俗、服饰和社会生活进行一种科学化的研究”。这种接近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让詹宁斯在战争中找到了个人的立场。

    在他的影片中，战争退后为一个生活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发挥自己的观察特长，平静地描绘人类在异常紧张的战争气氛中的行为图景：一切都发生了异变，但是一些日常性的事物——流行歌曲的片断、收音机的广播、街头的路标、著名的建筑，却都表现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历史感。他的影片似乎表达了某种恒定的信念：不能把恢复人类应有的姿态延长到战后的某一个时期，不必以战争的借口牺牲人类的本性。《倾听英国的声音》是战时英国音乐的选集，其中包括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的音乐，钢琴家迈拉•赫斯在一片焦土的市区中心演奏莫扎特作品。詹宁斯提供了一个超越战争与国界的人性视角：英国在战争中保护人类的文化，其中也包括德国的文化。

    詹宁斯本人持有的道义感近于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观，在他那里，纪录片相对间离了现世的政治纷争与功利。对非常时期的人类给予历史的、人性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关注，这使他的纪录片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在被观看。

（2）阿兰•雷奈和《夜与雾》

    《夜与雾》是最早涉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纪录片之一。195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第十年，就在全世界开始淡忘（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淡忘）战争的恐怖景象时，阿兰•雷奈却用纪录电影将人们带回惨痛的记忆中去。影片首尾呼应，镜头缓慢地移拍1995年的集中营。在对称结构中，废弃集中营（“现在”）的彩色镜头同战时的黑白资料镜头交叉剪辑，荒芜静谧的现实场景与触目惊心的影像档案形成强烈的对比冲击力。画面和声音构成一种新的关系，作者对其含义做出评论而不是简单罗列。解说词的人称变化建立一种“我—你”关系，把观众变成了“目击者”，最终又与纪录主体合为一体，成为代表道义良知的“我们”。电影将作者的主观思想移入历史材料，重新建立了历史的论述方式。

    阿兰•雷奈说，“如果一个人不会忘记，他就不能生存或正常运行，这就是我在拍摄《夜与雾》时提出的问题。它并不想建造另一个战争纪念碑，而是要思考现在和未来，忘却也应该是建设性的。”此前的纪录观点认为，纪录电影赋予题材以历史的真实性，纪录电影的人物和事件犹如历史文献一样，应当免受感知、情感和心理的扭曲。但恰恰是这些“扭曲”成了阿兰•雷奈一生关注的焦点。他的电影总是提供对时间、记忆和历史的反观，以及时间、记忆和历史三者与个人及社会认同的关系。法国哲学家尤素福•埃史普这样评价他：“对于阿兰•雷奈来说，‘形象时间’不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而是一种‘形象思想’……像记忆本身和时间一样，这种历史良知变成了雷奈的中心主题和电影结构原则。”

    如果说詹宁斯以摆脱时间的观察取胜，那么雷奈则以往返时间的反思取胜，他们的纪录电影最终殊途同归，凝固为“历史的良知”。假设纪录片必定有一个先在的功利目的，它最大“功利”就是超越时间。到了上世纪中叶，纪录片工作者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对“他者”的好奇和现世功利，纪录片的伦理倾向渐渐有意识地摆脱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观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