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格里尔逊的“电影讲坛”：现世功利主义的载体

    和维尔托夫一样，约翰•格里尔逊试图让电影成为鼓吹社会理想的有效手段。但两个人的电影主张和各自背景大相径庭。

    格里尔逊出身于苏格兰一个人道主义气氛浓厚的教师家庭，父母都是苏格兰社会主义者，格里尔逊在大学期间就以伦理学成就而闻名，他热衷于投身社会改革，但在政治上始终是个自由主义者，笃信个人的价值，拒绝参加任何政党。他对电影的兴趣首先在于它是一种能够有效影响公众舆论的媒介手段。在观看了弗拉哈迪的影片之后，格里尔逊确立了这样的信心：“电影在把握环境、观察生活和选择现实场景方面的能力，可能用于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中。”他第一次用“纪录／文献”（documentary）对这一电影形式命名，并对其文化历史的可能性进行了学理上的评估。1932年，格里尔逊撰文为纪录片确立了几个要素：（1）纪录片是取材于真实事件、人物和环境的非虚构故事；（2）普通人在真实背景中演出他们自己的生活；（3）捕捉原发性自然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变化。

    格里尔逊宣称：“我将电影看作一个讲坛，而将它用作一个宣传员”。他领导下的英国电影学派认同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纪录片是对真实现实富有创意的处理；第二，纪录片应直接地作为宣传媒介。格里尔逊认为电影必须是有用的，必须起到重要的公众效用，他相信纪录片对民主社会的存续十分关键。他一生赞许手法和技巧的创新，又始终将纪录片的艺术性列于第二位：“面临大众的困境，有意识追求艺术的做法会为其带来前景的阴影。”

    英国纪录学派被后来的评论者当作弗拉哈迪传统和维尔托夫传统相互妥协的产物。格里尔逊本人对其余两种电影类型的态度始终矛盾，这种矛盾与其说主要是纪录片美学方面的，不如说是伦理学方面的。

    格里尔逊赞赏弗拉哈迪对自然场景的投入和执着的身体力行，尤其是弗拉哈迪对个性的深切敏感，但弗拉哈迪的“新卢梭主义”又令格里尔逊感到不满。他声称，“假如我现在能代表反其道而行的一派，我希望弗拉哈迪影片中固有的新卢梭主义（Neo - Rousseauism）连同他那独树一帜的自我一起消亡。在动荡的时局下，主张“返璞归真”的新卢梭主义也代表着逃避现实、冷眼旁观，有时呈现为感伤主义。不管画面如何充斥着圣劳伦斯河畔的美景和生机，影片注定不能发展成为一种适于更加直接地表现当代社会题材的形式”。4格里尔逊不赞成把纪录电影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耗费在“遁世主义”的宣泄上，他指出，20世纪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城市和技术，它们要求集体的和公众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强调大众和集体、摈弃个性的苏联电影让格里尔逊喜忧参半。他认同苏联电影在技术方面、特别是蒙太奇理论上的创新与贡献，他像苏联电影的制作者一样，确信电影不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反映，而是塑造现实、将价值与意义赋予社会的能动工具。他赞同大部分苏联纪录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这种社会责任感未能在实践中完全体现，至少也在理论上被充分强调了。但格里尔逊批判了苏联纪录片对“革命”的狂热成见，他断言：任何社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都涉及和平时代的发展与重建。

    格里尔逊的纪录片创作理念倾向于实用性、有效性和理性。弗拉哈迪相信纪录片本质上是摄影机的创造，维尔托夫认为它有赖于摄影师和剪辑师的创造；两者共同的倾向是偶发性的实验。与此相反，格里尔逊强调预制计划，特别是剧本写作。他鼓励一种“解决问题式”（problem – cause - solutions type）的纪录片方法。针对特定的全国性议题和公众关心的问题，拍摄简单明了、具有实在主题的纪录片，如《漂网渔船》（约翰•格里尔逊，1929）、《住房问题》（埃德加•安斯梯，阿瑟•埃尔顿， 1935）、《夜邮》（哈莱•瓦特，巴锡尔•瑞特，1936）等。这些影片的出资者都是政府部门。《住房问题》完成了一个预示性的音响实验，贫民窟的居民作为代言人出场，代替了解说员或评论员，直接对着摄影机和麦克风说话，引导摄影机观看破败的房间，效果感人。这种方法在后来的电视纪实节目中广泛使用。

    但较之让纪录对象“说话”，格里尔逊式纪录片更急于让创作主体自己“说话”。它们往往惯用解说词，无所规避地直抒胸臆，坦陈己见——明显地体现出“电影讲坛”的价值追求——为了实用性的纪录片创作目的，不排除强加的但却是同样是简捷实用的制作手段。

    纪录片政治化在伦理学依据上属于目的论的一支——功利主义。格里尔逊的功利主义是积极入世的，目标指向现实社会的大众生活，它是动荡时代和权力体制的产物。政治功利主义曾长期左右着世界纪录片的发展，上不止格里尔逊和英国纪录学派如此，大部分的苏联纪录片如此，美国的主流纪录片也如此，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德国的里芬斯塔尔是一个极端政治功利主义的代表——对宏大场面的电影叙事能力令她成为一个高超的纪录片宣传家，只是所宣传的内容先在地悖离了社会实质正义的方向。这就是功利主义留给纪录片伦理的最大困境：“功利”的实质性内容是不确定的。一旦某种单极的强权政治控制了社会意识形态，号称“社会良心”的纪录片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