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哈迪拍摄爱斯基摩人的动机，不乏对正在消失的文化的缅怀和敬意，他的工作与后来人类学者所做的工作有相通之处。但这种动机与其说是学术上的兴趣，远不如说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个人情感，如他自己所言：“我执意要拍摄《纳努克》，是由于我的感触，是出自我对这些人的钦佩，我想把他们的情况介绍给人们。”他赞美的不是爱斯基摩人当时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们记忆中的往昔传统。不能不看到弗拉哈迪的自相矛盾之处——对爱斯基摩人现实生活过于戏剧化的处理，使“展现纳努克尊严”和表达自己“钦佩”之情的愿望呈现得似是而非，有些地方甚至明显偏离了初衷。

   《北方的纳努克》问世后的十多年里，纪录电影工作者兼探险家的处境越来越不景气，对于以庸俗猎奇的眼光看待“未开化”人种的叙事型纪录片，观众渐渐失去了兴趣和认同感。

    这期间，弗拉哈迪依然是这类影片最重要的代表作者。他本人沿用《北方的纳努克》手法拍摄的《摩阿拿》（1926）和《亚兰岛人》（1934），制作更精良，戏剧性也更强烈，但社会影响并未超过处女作。威尼斯最佳影片《亚兰岛人》遭到格里尔逊一派的公开质疑：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弗拉哈迪为什么无视亚兰岛居民在困苦中挣扎的社会背景？保罗•罗沙给出的批评是“向英雄崇拜的反动倒退”，他把弗拉哈迪影片中的人物称为“表演祖辈生活的蜡人”，并补充说：“我们有权利相信，在一切电影之中最有男子气概的纪录片的表现方法不能无视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对许多人来说，《亚兰岛人》反映的是前一个时期遗留下来的人。”

    直到1948年，弗拉哈迪拍摄了有关工业时代对乡土社会产生冲击的最后一部作品《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影片主人公小男孩的梦想、油田井架、人狼等，都来自虚构，以寓言的形式创造了一种“真实的”感染力。弗拉哈迪从实在的生活出发去组织影片结构，这与大多数以虚构为出发点、着意叙事的剧情片有所不同；而他在表达方式上又总是叙事化的。作为纪录片的表现手段之一，自他发端的“搬演”和“情境再现”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时陷于虚实尺度的困境，引发的争议不断。

    弗拉哈迪的纪录角色定位带着一种西方式的个人自省。在纪录对象的选择上，他格外关注那些远离现代主流世界、却不断为工业文明侵袭的原生态文化中的人们。然而，除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之外，文明入侵者的形象都没有在他的影片中出现——他同他们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出资企业往往不在影片中透露自家的名字，这并非完全出于慷慨，而是出于传播策略的考虑，他们代表着他的前辈，他是他们的合谋，也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因此，弗拉哈迪的个人“反省”只能点到为止。

    同一个时代，一些人类学工作者开始拍摄类似于弗拉哈迪式题材的纪录片，并将之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手段之一，开掘了将学术研究与纪录方法相结合的道路：影像人类学。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藉着伦理观念的完善和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成熟，人类学纪录片尝试跳出早期殖民者的“猎奇”视角，着力消除西方文明的文化中心优越感和先在的文化偏见，追求科学精神与人道关切并重的纪实，以人类共通的视角审视人类自身，成为纪录片领域内自成体系的一支(参见后文关于让•鲁什及《夏日纪事》的论述，第7-8页)。

2、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探寻“看”与“被看”之间的介质

    上世纪20年代初，吉加•维尔托夫为了“苏维埃事业的需要”投身电影，从编辑各类新闻宣传影片开始，逐步形成了他的“电影眼睛”理论。他认为电影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对世界进行感性的探索”，首次强调了摄影机和纪录者作为媒介对现实生活的干预能力，他说，“若是不借助我的摄影机去观察，对我来说，就无美可言”。这种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人眼的摄影机的“观看”，加上蒙太奇，生成了纪录电影方法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出其不意地捕捉下来的现实生活景象”；二是“蒙太奇眼睛”的“观看”，也就是选择主题——选择对主题最有效的观察角度，根据主题需要和镜头质量组接镜头段落。

    运用他的“观看”智慧和热忱，维尔托夫曾为新生的苏维埃摄制了大量艺术效果卓著的宣传性纪录片，如，《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1926），《关于列宁的三支歌》（1934）等等。然而在以政治目标控制电影内容的斯大林时代，维尔托夫却因为拒绝提供拍摄前的详细剧本陷入窘境。对“看”与“被看”之间介质的认识和重视，使维尔托夫脱离了纯粹的政治功利主义——尽管他也常常被当作政治纪录片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带摄影机的人》（1929）志在阐明纪录片的真相，它把“电影眼睛”理论用电影独有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是“实验电影”的经典之作，其先锋视角即便在今天也少有超越。

    在思索纪录片与对象化现实间关系的方面，维尔托夫远远走在时代前面。他对“看”与“被看”之间的介质的见解，以及“自我指涉”（self referential）表达方法的运用，直到上世纪60－70年代才开始被广泛理解。不论他本人是否曾经意识到，他的洞察力的确最早将纪录片的伦理意识引向了对纪录行为本身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