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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媒体集团化趋势的脚步，媒体老板早已成从原本有的在地经营者转换成为跨国集团服务的经理人，媒体的经营目的与定位也有所改变，部分以在地文化或服务为主要对象的媒体，逐渐转变成跨国节目的转运站，地方有线电视系统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有线电视合法化初期，系统业者基于执照取得需要、竞争压力、关切地方文化、建立小区关系等不同的理由，制作了不少地方节目。不过，就在法规逐渐解禁、有线电视集团化，利润获取成为经营者的主要目的后，这些能够彰显地方文史与生活的节目已逐渐消失。 面对这样的改变，传播研究者该如何自处与响应，是透过学术的理论与论述，冷静地描述、分析、评价、解读、批判在地文化在资本全球化下所遭遇到的灾难或生机？还是，能在全球文化体系中，采取另一种积极的行动，透过所学与实践，参与在地文化思维与生命经验传承与生产，进而作为全球多元化中的另一种价值？ 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仅是对资本体系进行描述与分析，更强调知识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甚至带起改造运动（Mosco, 1999）。换句话说，知识的「实践」不只是个概念，而且是个使命，是一种具体行动，不只是用以区别其它秉持价值中立者的差异立场，更是具备道德哲学的现世参与。就一般层次的意义来说，「实践」指的是人类的生活；就特殊意义而言，实践指的是人类的自由与创造活动，人类以此生产及改变世界与他们自己（Mosco, 1996）。因此，实践的策略不该只是论述与知识的生产，而必须实践参与媒体环境改造与权力解放的工作。 这样的关怀成了我博士论文的重要动力，我重新思考在全球化的媒体环境下，一个传播研究者可以作什么？当时我是博士班生，也是大学讲师，相对于其它博士论文写作者而言，有较多的教学资源，因此，我试着透过我的「位置」与「优势」进行在地文化生产、纪录与培力（empower）的实践。 在世新大学「媒体识读」的课程里，得到部分修课同学的同意与支持，我们决定要经由知识训练与实务操作，拍摄有关大文山地区的文史影片。之所以会以大学生为地方文化生产的培力对象，一方面是受限于时间、财力及人力，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的大学生以校区附近的小区为居住地，不过却与许多都市居民一样未必了解居住环境的文化与历史。因此，也希望经由此次的课程，促使同学反思自身与在地的关系，藉由知识分享与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实际的精神与能力，为地方文化留下纪录。 为了能让学生更了解大文山的历史与文化，课程邀请台北县文史学会总干事，同时也是地方节目制作者的夏圣礼一起合作。课程内容分为「主题讲授」与「实际操作」，前者是由夏圣礼及我透过影带及讲述的方式介绍大文山地区的文史与生活，以及对媒体地方性的认知；而「实际操作」则包括了与地方媒体的接触、地方地景与人文的走访、影片的企划与制作，以及影片的播放等。 我们一共制作了四部有关大文山地区的影片，不过，我们的实践并未因拍摄完成而打住，除了随即在「大新店民主有线电视」播出影片外，为了让同学更能体会到自己本有的传播权力，修课的同学必须亲自与台北市的公共频道接洽，依照有线电视法要求系统业者播出我们制作的节目，亲自了解与体会什么是课本里所谓的「近用权」、「公共频道」，让知识与实践更紧密的结合，并将我们对本地的理解与纪录透过媒体与更多人分享；此外，为了能对拍摄者有所回馈，增加与在地民众的互动，我们也将影片带至拍摄地点作公开放映。 在这样的过程里，修课者有了明显的改变，同学从无拍摄经验，到独力完成影片的制作；也有人收起过去的冷漠，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与周围的人事，也希望能为自己居住的地点及家乡多作一些事。另外，重新定位媒体角色及功能，也是修课学生的另一种转变，他们不再把有线电视视为传送全国及跨国性节目的载具，而对于其在地方文史与生活的保存、再现与再生产上有更多期待，更有多位同学表示未来如有需要，愿意透过摄影器材及地方媒体表达意见以纪录、再现、再生产及传递在地文化。 世新大学「大文山传播与发展数据库」在2003年的暑假，依照上述的作法，召集学生拍摄了7支有关大文山地区的纪录片，部分修过媒体识读课程的同学也参与了这次活动，三个月的时间，20多位同学记录了本地的「集应庙」、「芳川媒矿」、「安坑掩埋场抗争」、「乌来」、「媒体工作者」、「外劳」、「猫空茶叶」等人物、建筑、产业、事件、族群的变迁与发展。这些学生未必受过专业的训练，有些甚至还是首次拍片，他们利用DV与一般家用计算机进行摄制与后制，作品虽不具专业水平，但却透过影像为这个地区留下文史与生活的纪录。 采取这样的方法与方案，不仅有别于台湾过去的传播研究的类型，也希望以此为本地传播研究另辟思考理路，并落实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的「解放」与「实践」的核心价值，如同McChesney（1994）所提醒的，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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