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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倾听一下刘春老师关于一些具体操作的问题。 再听听朱老师给我们讲讲。 朱羽君： 我看了《纪事》以后对我教学非常有好处，我是研究纪实语言的。九十年代《生活空间》给了我很多启发，而且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实例，因此教学里面我能感受到好多片子里，电视人对电视本质的感悟，以及把电视自身的潜力用到影像语言的构建里头，而且研究纪实语言的特点。我记得我的讲课经常以你们非常好的片子做我的例子，最早《生活空间》，一直到《姐姐》、《第一次上镜》，等等，很典型的，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形象，以一种新的媒介利用我们的智慧去发展一种新的语言，因为只要有一种新的媒介，就会有一种新的语言，而我要做的是就是把我们电视媒介用影像的形式书写社会、书写人、书写我们这个时代，那些片子里头就能够把影像的语言让他跟文字的语言，跟广播的语言，跟电影的语言，能够有所区别，而且能够在他们基础上发展新媒介的特点。如果要仔细分析起来，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值得我们去总结的问题。比方说那些素材的来源，他里头就已经包含着其他媒介所不能具备的一些元素，现实时空、当下交流，以及过程发展，这些东西是任何文字语言或者别的语言不能代替的，把他发扬光大的时候，就会有电视自身的特性，因此，就感觉给我很多的启发，这种东西里头，我觉得一种新的媒体出现还是一批有智慧的人再延伸、再挖掘他，变成一种能够在有规律性的发现和形成语言的规律，实际上需要我们有时间去需做的。 但是以后的一个阶段，在1999年到2001年、2002年，我是有一种失望的情绪，我感觉到我们电视语言的发展缺乏激情，很多东西没有新的创造力，那种新的感觉我找不到，我几乎断档了，就是说我找不到能够超越那个时候，比方《姐姐》也好，《第一次上镜》也好，这些节目超越灵动的东西我找不到。加上这几年的《纪事》播出的时间不是很好，我看的比较少，而且看的不太系统，我非常感谢这次，系统的给我看到一些节目以后，我又感觉到一种新的感受，我觉得是在前进，而且比起那个时候的《生活空间》来说，的确是又有一些新的创造的东西，而且有一些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刚才刘春讲了，行进中的影像中国，突出了两个字，行进两个字，影像中国，这个词还是很重要。这种影像的语言、影像的文化、影像的诉说、影像的书写，由于电视这个元素变得那么有力，而且它就跟文字一样，它是一种元素，它是一种表达，它是一种语言，就是对影像的。 那么现在就牵扯到这个影像的质量来自哪儿？我们如何经营这个影像？而且在一个新闻频道里，在《纪事》栏目里，这个影像又是什么样的质量？如何取得它？如何获得它？如何经营它？如何组合？这就是新的特点。我觉得《纪事》栏目给了我很多的例子，我看到了许多的智慧，看到了许多的探索，而且给我很多的感动，这是我的真实思想，跟刘春一样，刘春也知道我，我这个人说话也是从来不是留情面的人，而且不是轻易表扬人的人，所以我的确说的是真心话。 你们把自己的《纪事》定位在“新闻纪录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应该说，现在感动我的栏目，一个是我这次看了很多的《纪事》，再一个就是《新闻调查》，因为他经常出光盘给我，我也看，他也有他的特点。但是因为你们的新闻纪录片，我看到了跟别的栏目的不同点，而且看到这两个栏目各自的东西，你们有相同的是对纪实语言的追求，对栏目的定位，以及对自己的肩负的责任的自律的态度，这个是一样的。但是《新闻调查》栏目，我能够和这个分开，他们关注的那种舆论监督，而且他们关注的那种也是调查的那种精神，以及他们关注的人的层面，但是他是以另外一个方式，而你们这个方式更加的关注在新闻事件里头人的命运、社会的关系，以及事件的这种动态过程，所以你们这里头更有自己的特点，而且的确是竞争的特点，而且尤其是由于你们的选题和由于你们的做法，你们的确是作出了一种新闻的东西。因为你们这些题目很多是抓住了新闻当下的题材，但是你做的是纪录片，为什么？你做的是人，做的是当下事件里头的人。非典你们做了，这是你们抓住了新闻的热点，但是你做法你是纪录片的介入方式，你是抓住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命运，他的夫妻之间的情感，而且他的战胜疾病的意志，你没有说明，我通过王晶这个人，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以及他在病中的意志力，我觉得你谈的事件，你跟别人反应的不一样，所以你称得上新闻纪录片，我们忘不了王晶的一举一动。 还有像《罪与罚》，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小偷，当时很引起社会上的关注，无论从各个方面大家都关注这样一个事件，但是我这个片子既关注了这个社会事件，又关注了这个人，而且写的是社会人的很多的精神，我关注这些小偷的命运，又有同情的一面，又有可恨，应该管制的一面，但是究竟是活生生的人，是这种贩毒的人把他们毁了，而他们又无知、愚蠢，但是你又写了另外一些人警察，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你想我们这些人可以不理他们，可以躲开他们，可以去做自己的防范，但是警察他的职责，他还要去抓他们，还要接近他们，还要照顾他们，还要引导他们，就是说这里头的精神，钦佩的是那些警察，值得我们去钦佩。而且这个纪录的过程是从抓到他怎么样去做他们的工作，怎么样给他们检查身体，这样一个行进过程。这个故事性、行进性、新闻性、人性都在里面。所以我这次来有很大愿望，我今天下午也不会走，我很想跟你们接触接触，刚才我跟记者、编导聊了一下，我要了解，我要了解你怎么取得素材的方式，你不要小看那个，我就想知道你怎么介入的，你怎么跟他交流的，在这个时间你怎么分配的，我要分析他，他是一个什么构成的，我必须了解这个，我才能在将来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我才取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因为我看到了你的片子是你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行为过程，因为每一个记住在参与这个事件、报道这个事件的行为过程，直接影响到这个片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这个片子的影像结构，直接影响到他素材的可信性和客观性。 我的研究可能进一步的是研究你们，除了研究节目以外，我的研究对象就是你们，所以我很希望，比方说《毕业生》，听说自己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很不容易，他很明白很多影像的东西，首先他的选人，他的跟随，他的交流，包括他对网络发展这种人情关系，人情网络来书写人非常到位，包括摄影都非常到位。觉得这个人应该挖来，应该成为你们《纪事》栏目的人，非常懂得影像的叙述，非常懂得结构，这仅仅是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我希望这种DV拍摄，而且自己就生活拍摄的方式，因为除了他们有一点职业性，实际上你的影像属于DV影像，DV影像的特点自己就是一个角色，自己就是这一群人里头的，就有这群人的特点。目前DV有很大的自己书写身边生活的特点。 刘春： 我做过《DV新世代》，有这样表达能力，而且摄影的到位，我接触的很少。 朱羽君： 他有他的选择，他既参与其中，但是又非常客观，使得他的影像具有很好的质量，这个是我觉得的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所以上边有一个提法，你们现在是对新的纪事影像语言的表达和追求，你们提出新影像的结构。他的特点，在新闻性，在时代跟进，在行进中间如何取得获得影像，真正属于自己时代的特点，因为纪事语言的特点，是一种语言，并不是真实，他跟真实是有距离的，再怎么样的纪事手段，永远不会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理论问题。过去很多人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争来争去争什么？他不过是一种语言，他是要表述、书写，就跟现实是另外一个构件，包括现在的直播都不是真实，还是表述，只不过是另类的表述，所以现在世界有影像世界和真实世界，两个世界是平行的，而且两个是互动的。影像是反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因为大家都误解它是真实的，包括伊拉克的直播都误认为是真实的，所以这种互动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研究，这个影像世界存在于每个人的身边。但是这个影像结构实际上是书写的世界，是政治经济形成的实用的世界，或者是被组织起来的，被人们想要组织别人的，包括权利、经济、政治这么样的一个世界，而真正的世界是另外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又要互动，怎么减少负面影响，怎么促进正面影响，这是很重要的课题，这就是为什么说影像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影像和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就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怎么减少负面影响，怎么促进正面影响，这是我们电视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不要盲目相信，要怎么利用影像世界，而且要认识影像世界的构建是什么？所以影像这个东西就包括，保证你们的片子，素材的原始性，素材本身的真实性，和结构的严谨性，这是纪实语言很大的特点。素材要尽量有它原生态的东西，但是同时也要有严谨的结构，同样要有文字的语言，包括电影的语言，去构建我整个的形态，让它叙述的更有逻辑，叙述的更有故事性，叙述的更生动，而且叙述的比较有我的主题，因为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得一个一个事情叙述，要提炼主题，要叙述故事，要让人爱看，还要有观赏性，但是丝毫不损失真实性、客观性，纪实语言是主客观的组合。不像文字，文字是主观和客观很难分开，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在结构影像里，尽可能使得我们素材具有原生态，但同时把原生态组织成富有结构、叙事性、观赏性的链条，使我们栏目反应中国影像的一些内涵，或者时代的一些内涵。 我在努力这样做，而且做的很好。 像《证据》、《罪与罚》、《毕业生》这些节目都做得非常好，包括像《愤怒的葡萄》、《12.23》，新闻事件里面凸现人物。《12.23》就选择，我不可能很全面，因此我要选择几个女孩。比如《愤怒的葡萄》，也是根据事件里头再选择一个科研人员的心态，和犯罪人的心态进行一定的纪录，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是新的纪实语言，我们就要明白新的纪实语言要经营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要经营的这样几个因素。 一个是，真实的、现实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你们这个，就是要用跟随的形式，与新闻事件的人有一段真实时空的同步，也就是刘春讲的时间，这个时间的质量在于同步性，在于和现实的吻合性。如果说你这个时空是自己造出来的，我这个时间空间是预设的，你没有这个事我也要组织这个事，这个肯定会影响影像。一定要跟随现实的时空，有同步时空的纪录，这是第一个，你必须得有同步时空的纪录，而且形成一定的团块，这个是要想这个节目取得新影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想跟踪的这个人也好、跟踪的这个事件也好，必须有一段真实的同步，而不是你做出来的，不是你想像出来的，正在进行的一些事件，这是保持新影像的第一块。 第二，要有交流和言谈。言谈、言语是新影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不要认为电视的语言不是影像，也就是说你们要重视在这个采访同步的过程中间，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言语的活动，这里头包括几个内容，一个是你的采访。另外，人物之间的交流，就像《变形记》里头她有一个朋友到她家看电视，他们有几次的交谈，人物之间的交谈，还有你和人物之间的对话，因为言语是深入一个人、了解一个人本质非常重要的途径，言语是人的外化形式，因为我们言语包括眼神、表情，包括动作，因为电视的言语不同于广告的言语，更不同于文字的言语，是人一种全方位信息的流露方式。而人只有在言语之间流露的更全面，包括外貌、内心，《变形记》有很多言语，而且有各式各样的说话，让她表述、流露、气愤，这个时候她说了很多话，而且有些东西更申述人的内心。 你像《毕业生》，陈志勇不断诉说自己的想法，甚至表露出一些看法，所以言语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纪录这些过程以外还有言语。 另外，在同步过程中要善于选择和运用偶发的不可预知的那样一些事件，那样你就会使得你的纪录具有更加的鲜活性，或者故事的曲折性，跌荡起伏的气势。因为刚才我问了《变形记》的作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的，他是跟其他的媒体有同样的目的去的，去了以后他就发现情况不对了，他就跟着生活走，尊重生活，跟着生活走。跟着生活走以后，又发现很多其他的周围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养老院也好，其他的报纸、记者也好，好象这个过程中间又发现北京台的人圆圆去采访，圆圆的看法，所有情节是在前面，情节是不可预知的情节，或者我们没有想到的情节，还是纪事的情节。这里面就有向不预知的未来，去采访、去选择，才有很好的，你想像不到的结尾和故事情节。 《变形记》完全不是你想要的，而且到最后完全不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而且结果出乎你的意外，可能这就是行进中的影像。 另外，你们的片子还少不了一种激发和参与，这个东西也是取得影像不可避讳的一种手法。因为真正的哑巴式的客观的纪录，是不可能构成故事的，而且也不可能进行书写，所以必要的，不叫组织，也不叫重构，我叫激发，没有客观的参与、激发故事是不会精彩的，所以我们在影像世界里要有主观的激发，因为只要你拿正摄像机介入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障碍的地方，因此我们就影响有一些激发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以前看到你们《第一次上镜》，大家都不说话了，那你怎么办？你还不说话，你还那样纪录，这样你纪录的影像就不活了，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必须激发，你必须扔石头，往正在发展的事情里头扔石头。那个记者是怎么扔的，就走过去跟李娜说话，她们这么说你心里头不难过吗？结果李娜原来放在眼睛里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个特别，从微笑、强忍，到被这句话激发说出来什么，说反正大家都为自己着想，结果这句话又激起后边的人他马上有反应了，他就跟李娜说了，我们根本就为你好，什么时候我们只为自己着想啊，就吵起来了，你就把那个人情绪集中起来了，结果这个纪录就非常精彩，而且把那些人的心里头的委屈都表现出来了。这种是在纪事语言中是很重要的想法。 我刚才了解《变形记》的编导，他也说到这个情况，比方说天津电视台拍那个东西我们没有在，但是播出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般的纪录不会引起大的反响，这个时候那个丑女，就建议她去看电视，她家没电视，说你应该到你朋友家去了，她就去了，看了以后就发了一通火，我觉得这个纪录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是应该的。因为你在这个事件中间，你要参与这个事件，你想天津电视台播出是对她的批评，我们应该看她当下有什么反应，这就是激发或者参与形式，跟干预生活不是一回事。因为我们应该明白纪实，没有主观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听了以后你可能要提问就是激发，她不想说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个人跟她聊天，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书写，就是要把一池水动起来，这是我的愿望。另外，还要使得这面鼓要有鼓锤敲起来，我们要干的事，我们经常要干鼓锤的事，我们还要干扔石头到水上激起波浪的事，这就是既充满真实又有生活的事。所以我们要学会激发，学会敲鼓锤，学会扔石头，让生活能够激起涟漪，可能这是我们今后搞节目的主观的努力。 到现在为止我讲的纪实语言，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不会没有自己主观的组织能力，不会在纪实过程中无所作为，必须有作为，不是对生活的无作为，同样是对生活的有作为，但是这种作为又以尊重生活、尊重人为主，这个是可能我们要认识这种语言的一个特点，所以交流、对话、叙述、提问、采访等等，都是我们利用鼓锤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我们手中的鼓锤，我们手中的石头要敲起来。 另外我的建议，你们的纪录还要有新的技术的介入，要想把纪实语言发展的更好，你们还要在技术方面参与新的元素。 我最近看了那个片子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就是《鸟》，我感受的不是画面的美，我感觉到他拍摄的人性化，人的延伸，“媒介是人的延伸”，这种延伸需要智慧，这种延伸需要每一个媒介工作者延伸。他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数字组成一个系统，去对付另外一个人文的系统，就是把鸟养成自己的孩子。他有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是对纪实语言的极大的发展。他对鸟进行人性化的重构，他再不是鸟和人，而是鸟一出壳我就给它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循环的系统，建立人文系统，这完全人性化的，或者人与自然融合的现代的一种气态，或者是人和自然融合的新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去平衡高技术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赖斯彼特写的《高技术、高思维》，这个节目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精神，人与自然的精神。另外，这个片子还体现了，对技术系统化的运作，因此改革了现在所有的影像结构，过去谁能够看到鸟在天空飞的特写，谁能看到？谁能够看到鸟所有的完全属于私密性的只有在天上才有的，但是又十分真实的影像。我听说为了两分半的镜头，一个摄影师在一个地方待了4个多月，当然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是在说一种纪实精神。 我觉得你们现在，你们是否有多机拍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多机拍摄会给纪事语言带来新的意义，我没看到，但是实际上是有意义的。你们去好好看一看《小留学生》有一场，张树进入教室上第一堂课的那一场，是多机拍摄，才能够达到那个效果。有一台机器基本上是声音不断，有一台机器是画面不断。因此采用把时间、空间组织起来，如果是单机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多机拍摄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一时间的多时空，你们运用得怎么样？我没看见。但是他的确是一个纪实元素，那种单机的纪实和多机的纪实，对空间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局面需要探索，包括我们现在有DV以后，刚才武汉大学的这个同学利用DV，我们在这个里头DV又能够起什么专业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同学起的还是专业的作用，但是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用多机的DV达到专业摄影师达不到的东西。 那年我在上海，他们有一个节目，《2000年的最后的半个小时》，到二十世纪的这半个小时，跨世纪的一个小时，他们进行了七八个机位的同时拍摄，就是说我把这些人分配到七八个地方，但是你都得在这个时间开机，你必须在这个时间开机，你开机以后在这个时间关机，你尽量纪录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再进行一定的编辑，进行一定的音乐梳理。这个感觉，说明的那种底气，来说世纪之交的底气。当然我们新年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这个东西到底生出什么东西来还是值得研究的，如果把这种形态深入到人的层次，或者深入到梳理的层次，到话说两头各表一支的形态，而这次《伴你飞行》，他已经开始了有这种意思，但是马上给我一个新鲜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因为《伴你飞行》有一个构思是非常有过程性，就是三个人，杨利伟、翟志刚，根据不知道的情况下影像已经开始行进了，有影像结构了。其中有一段，杨利伟在天上飞的时候，他告诉父母，我看那一段好像是双机拍摄，好像这一段在记录他的父亲在窗边抽烟，那边在记录他母亲的采访，是不是有这样一段。要是你一次拍摄的话，这个就给我的启发了，我反应的是，你拍摄杨利伟父亲的时候传过来的是母亲的声音，我觉得那个镜头给我的感触特别好，但是将来你们可以在多机拍摄的时候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有新的课题在等着我们，我刚才讲了，媒介前进的内核是技术，你没有声画同步就没有纪事语言，电影声画天生是不同步的，当你一剪断胶片就会剪断声音，因此电影天生是声画分离的，而只有电波的纪录才能够完全吻合。今天有多机拍摄的时候，时空组合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状态，对时空的组合如何表达人、如何表达事件、如何把人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表达的更为丰富，这个可能是放在我们面前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今天我可能占用的时间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还有好多人没来，所以我就讲了这么多，的确是因为我很激动，我很想跟你们交流，所以占用了大家比较多的时间，非常对不起，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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