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纪事》栏目研讨会
时  间：2004年4月25日上午
地  点：凯瑞酒店八层大会议室
主持人：刘鸿彦
嘉  宾：朱羽君（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刘  春（凤凰卫视助理台长）
       朱  伟（北京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于  丹（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靳丽萍（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李希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靳丽萍（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何苏六（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大家早上好！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请到几位老师来参加我们栏目的研讨会，为我们栏目提一些非常好的建议，今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来的来宾。
 
   几位老师也已经先看过我们的片子了，对于我们的栏目,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纪事》栏目是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的时候成立的，当时是作为《东方时空》的周日版的节目，时长是20分钟。在今年1月3日再次改版，进入新闻频道，成为了新闻频道唯一的一个长纪录片的栏目。进入新闻频道以后，《纪事》栏目在定位和节目样态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在选题上注重当下发生，注重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命运。在创作手法上除了纪实影像以外，还更注重故事叙述的观赏性和节奏，同时也尝试与新闻性的结合。今年为止已经播出了4个多月的片子，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自己想不清楚的问题，今天特别想听听来自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的意见。

刘春：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更多的不是来提什么想法，我主要是表达像程勇拍《你想要什么》那样，表达对经典大师的致敬之情，我是来致敬。

   我谈一下我的感受，我今年大部分时间来了北京，来找我的人也比较多，说实话，虽然凤凰人很少是一个小台，我参加了那么多次会议我不是很慌，我觉得很多东西没有让我感到那么多的压力，有些节目可能不错，但是没什么信息量，不像我们很注意信息量的突破。有的也有一点信息量，节目也不错，但是社会含量不够，不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围绕着某些重大的题材突破，这方面也不行。有的也有信息量，社会背景也比较强烈，但是叙事语态有问题，包括社教中心的有些片子。我看了最后我就不是很慌，我终于看到了《纪事》，因为我看电视比较少，我看了《纪事》以后，我说我的感受是比较震撼的。就是说，我说句我内心的话，我很少看电视看那么震撼，当时我给咱们的小刘打了电话，我还给我们台很多人说，所以我今天可能想多要些碟，给其他的栏目看。

   我说说我的感受，这个片子为什么感动我，我现在考虑频道比较多，我脑子里面更多的是在频道的整体资源的配制，换句话说，报纸和刊物的主编关心我这期主打是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讲，我看《纪事》，可能跟很多的纪录片大师和专家看的稍稍有些区别。刚才坐在这里，我看《纪事》的时候想到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个人的感受，也可能是《纪事》的努力。我在《纪事》的节目里面第一眼我看到“时间”两个字，为什么看到？我上来一看是行进中的影像中国，我就比较感动。我最近在外面讲课比较多，我就感觉我们电视人忽略了电视媒体的属性。一张报纸，我这张报纸要发行我推出什么东西？如果八十年代，我们更多的靠主席放的路，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爱看他的散文、诗歌。到了今天的时代，我不是说散文不好、诗歌不好，但是报纸不仅仅靠散文和诗歌，甚至靠报告文学，一定是靠对信息的捕捉，靠在主信息之下资源的整体配制，这一点经济频道比我更有发言权，一定是靠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情况下，今天的报纸跟以前的报纸区别有两个字，就是时间，非常注意在一个时间性下对资源进行配制，所以当我看到《纪事》打出了行进中的影像中国，再加上我看了里边大量的题材，都是一些社会热点，都是有强烈的时间性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我感到比较可怕，因为说实话，中央电视台非常庞大，因为很多栏目不太在乎时间这两个字，片子做的也比较漫长，这个当然是一种追求，而且我们的评奖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凤凰台那么一个小台，没有人会做片子，但是为什么呼声那么大，因为我们有政治宽容度，我们为什么起来了？很重要是在时间性，在主信息的诉求上抓的比较狠。

   所以我在《纪事》里面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因为我看的时候是脱离我们播出日期看的，关于后面我有一些建议，这是我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我在《纪事》里面看到“社会”，事实上我对纪录片还是有所接受的，过去我们也做过《DV新世代》，我觉得我们很多片子侧重于人物的个体性，忽略了所做的每个人物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含义，这种社会含义就使得这样一个题材有更多的记录、背景，使这个题材能够放大。所以如果我是这个栏目的一个评委，我可能非常看中这个东西，可能这个节目做得不是很精致，但是当时性、社会性保持很好，我可能投他一票。做平面媒体有一个感受，平面媒体最重要的是选题，写作当然很重要，我想这是媒体和艺术的区别，我们做节目也有一个感受，我们很多节目确实手下也没有什么人，但是一旦讲有好的选题我就特别激动，好的选题我就认为来自当下性，来自于社会性，所以我们经常有台湾的大选，按说直播就完了，我们又会做特别节目，这样的节目很多人就爱看，类似那种社会含量。我看咱们的好几个节目，我就很好看《毕业生》，我特别推崇《毕业生》这个片子，我是有一点激动的，后来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看咱们《纪事》节目的第二个感受的关键词。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人”，这个话当然所有的人都会说，尤其下午我们的于丹老师来了会滔滔不绝的说的，我觉得《纪事》得好处就是纪人不是纪事，当节目推到人的时候就好看，同样是井喷，或者新闻事件，如果我们真的去纪事了，这个节目就弱一点了，如果我们纪人了我就觉得好看。比如非典的王晶，我感到就好看了，我看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人。所有人的艺术都讲人是复杂的，人是万物之合，人性的复杂化，这种东西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特别难。我在《纪事》里面真正看到这种东西，当然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来自编导的功力，也来自我们长时间的跟踪。

   我第一次看咱们的节目里面丑女的故事和毕业生的故事，我都充分感受到人性的复杂性，这种我在当今的电视里很少看到，很多都比较单线条，最典型的在最近的所有的马家爵的报道里面，我们都看到单面性的报道。我们节目人的存在，可能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你有当下性，同时又是活生生的人，这是我看到的第三个关键词。

   第四个关键词，我在节目里面还感受到一个关键词叫做“情节”，换句话说就是戏剧，这也是我很少在电视中很自然而然的感受到的，我感受最深的仍然是前面的丑女，其他的不是没有，其他的我没怎么看，因为我时间比较紧，事比较多，所以我没怎么看，但是我看到里面那种情节的发展，确实使我感受到了纪录片本原的魅力，就是生活永远超过一切虚构，我在《丑女》里面，在《毕业生》里面，都感受到这个东西。

   还有第五个关键词，我喜欢一个词，这个词叫“控制”。比如过去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们很强调采访的控制力。我在《纪事》节目里边感受非常强烈，这个控制我想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距离，距离的控制感，这个东西既要很贴切，但是又要保持距离。这个东西做起来非常难，有的人感到人物非常远，不行。有的介入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当时看这个片子我非常感慨，比如我们一个应届毕业生拍的是自己的同学，始终是贴切，又是非常好的距离感，这个东西很难做。这个东西对于一个纪录片的工作者，我从普通的观众角度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是一种控制力。

   再有一个就是“叙事节奏”，为什么我特别羡慕《纪事》栏目组，我那些多栏目，每一个栏目里边最多只能找到一个人有这种叙事节奏的控制力，在《纪事》里面大批的节目都有这种控制力，这种控制力就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羡慕，这都是咱们刚才私下聊的。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可能不像我在其他地方发言不那么精彩，为什么？批判总是比歌颂精彩。第二，宏观叙述比较容易，这个地方我稍稍想介入内部，而我自己更多的考虑是频道。

   我提的建议，具体的纪录片的技巧和学术策略，我想朱老师会说得非常好，我来更多的是从频道的层面提我的一些看法，我首先把“时间”两个字放在最前面，之所以放在前面，可能对我们做纪录片的人是无奈的感觉。纪录片既要花时间拍，跟踪，但是播出要强调热点、当下、时间性，这个很难。所以他们前两天采访我还问纪录片栏目的问题，我说时间性这一块可能我们有几个策略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当然是根据我们当下的热点，实际上我们有些题材是可以迅速介入的，而且有纪事的空间，我还是举马家爵。当然有很多拍法，我觉得我们《纪事》节目是有很多很多方式，当然比较理想的是我们跟上了他的进程，或者马家爵的最后24小时，这是比较理想的。除了比较理想之外，我觉得做人物这个角度，我们是有几个角度可以做的。
   第二，马家爵的父母。马家爵的父母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纪事》没有必要和《新闻调查》在主干事实上竞争，但是我们在人物上是有独特的优势。再比如说云南院校，我觉得我们拍摄云南大学的校园和他的同学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用我们的方式拍摄，大家知道今天是一审判决死刑，判决的时候播出，由于时间性的拉动，就使得这种东西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在凤凰也播一些纪录片，一种是主题性的纪录片，另外一个就是来自我们时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一到凤凰，我就让他们买宋美龄的纪录片，但是一直买不到，因为台湾人偶而做一点专题片，但是后来宋美龄死之前一个月零三天，我们买到这个纪录片，宋美龄死之后我们播出了这个片子。由于宋美龄死，就使得这样片子的播出更容易，受到社会的认可，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完全的新闻化，但是有的时候考虑好时间性的元素，可能使得我们这个栏目更容易取巧，我们是小台每天干的都是投机取巧的事情，所以这方面考虑的比较多

   还有策划，由于我们不能有像新闻采访式的反应，我们就需要预测，我们预测在哪个地方是什么热点，比如每年12月份是艾滋病日，很多人都会做，但是我们这个栏目做有我们的特点，我们是以人为本，这个人里面就有很多人了，艾滋病患者也是人，艾滋病儿童也是人，最让我感动的艾滋病人就是胡江。我们《世纪大讲堂》有一个做得特别好。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对一些热点的预测。再有，有一些历史事件，已经沉默在历史当中了，但是我们这个栏目可以根据某些历史纪念日，从我们的角度进行设计。比如我们播过一个台儿庄的一个老兵，现在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事情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播出，或者什么特殊的日子播出，就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有的时候这种预测和设计比较重要。同样在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有没有连续的空间，有没有我们纪录的空间，有没有人的成分化在里面，我们在某一个点上介入推出，这个很重要的。马家爵那么多东西，大多数都是奔着审判、他的心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他的宿舍的人你跟一个礼拜，包括云南大学的反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选题。

   这些东西我为什么提给大家？我知道我们专业做纪录片的人可能新闻感不那么好，而我们这些做频道的人，我们脑子里全是新闻，因为我们没办法，包括像朱老师这样的新闻大师，她可能首先关注的不是连载的新闻的精彩，她肯定关心这张报纸的信息量，当下性、时间性，所以这块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一些做的，我没有其他的建议，我就说具体的建议，我们更多的可以围绕时间性和社会性的元素更多的做策划，这样就使得我们精品更多的发扬光大。

   另外一个小建议，是我们在座的无法解决的，但是我可以提一下。刘鸿彦可以向中央台的领导说，我经常说中央电视台是大批的珍珠散在频道里面，不太会串，不太会发光，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太会宣传，比如我们一个好的片子我们可能提前一个月宣传，正常的片子我们会连续一周宣传，这样既调整收视节奏，又把握热点。我看我们宣传片不太会做，不太会用宣传片突出收视点，突出社会含量。我到一个地方，一看他们的质量不如咱们，比如三八妇女节到了我是《纪事》节目，要推出女性的故事，但是如果你通过炒作、宣传、连动，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否则等到那一天看影响力就比较弱了，所以我们比较注意包装和宣传，这是一个对象。

   二，我们比较喜欢全频道配制资源，我今天的新闻可能是马加爵，我今天的《面对面》，或者是我是马加爵的审判官，我今天晚上的《纪事》是《云南大学的17个日日夜夜》，就形成了一个配制，这样频道就显得非常有力量。比如我现在看十频道，节目挺好的，但是没有什么设计。阳光卫视也有这个问题。我们那个东西，很多人，我在说凤凰的经验，全频道配制资源，比如抗美元朝的时候，中央台不让做，我们就大做，我的《王牌大放送》，播出我的抗美援朝。还有我们《世纪大讲堂》，也讲，就是我有一个整频道的配制资源，我觉得我们台在这方面，不光我们栏目需要，实际上我们频道也需要频道的运作。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好的东西，加强和平面媒体的连动、宣传，当然有的东西可能在我们层面不能解决，我就提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