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栏目诞生于2000年，作为《东方时空》的周日版节目，《纪事》沿袭了《百姓故事》的理念，成为精华版的《百姓故事》。2003年1月3日，《纪事》全面改版进入新闻频道。2004年5月1日，新闻频道倾力打造《纪事》品牌，《纪事》再次改版成为周播45分钟的栏目。这次研讨会在改版前夕举办，来自各相关媒体和院校的业界学界人士各抒己见，点评《纪事》前一阶段的努力，更为《纪事》的改版出谋划策。

栏目定位：从理念到操作

即将改版的《纪事》将在每周六23：10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由原来的每周两次各20分钟，到每周一次的45分钟。播出时间和时长的改变意味着《纪事》从理念到操作上的调整。

关注人与社会

《纪事》坚持一贯的人文理念，围绕人物命运，展示当下更广阔复杂的社会图景，使《纪事》具有了“行进中的影像中国”的历史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于丹说：“《纪事》有了一种命运感，它归结命运，是开放/多元/无奈和惆怅”。凤凰卫视助理台长刘春也肯定《纪事》的这一坚持：“人物不是单面的，而是全面立体的”，并且他主张用社会学的思维主导纪录片从选题到结构的整个过程：“好的选题就来自其社会性，社会信息的含量”；“社会学的方法可以使片子平实可近，需要链接丰富的背景信息”。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何苏六提出社会学纪录片的概念，认为：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其文献性，纪录片应该关注社会主流事件，倡导积极的人生。

纪录片与新闻的真实性

“纪录片的纪录性是否代表新闻的真实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院长李希光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大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各自观点。

李希光院长从新闻的角度对《纪事》栏目对新闻事件的纪录片处理方式提出异议。“新闻的真实来自信息的完整/平衡和公正，《纪事》选择了新闻事件，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产生的偏差”《纪事》一些片子上下两集分两次播出，如果观众未能看完整，会影响观众对事件的判断。如《证据》的上集围绕原告进行，展示原告的观点，下集才出现来自其他方面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是对上一集形成的观念的一种震动甚至是颠覆，但如果观众只看上集则会形成错误的印象。“主观音乐的加入，使片子有了个人色彩，不客观；娱乐因素的加入破坏了真实性”；他强调信息的完整和真实“不遗漏相关信息”“不能使用任何如动画式的虚构形式”

于丹副教授则认为“新闻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是一种节目类属”“新闻的真实是被产品不断推进的，从事件的真实到原因的真实，再到评价和观点的真实”。“《纪事》是很多生存状态集合和而成的印象和评价，是深层的纪录，是评价上的歧义性和多元价值判断的并存，是对评价真实的追究。”

纪录片与新闻的时间性

时间性包含时效性和延展性。
改版后，《纪事》的一些选题开始触及新闻事件，纪录对细节和过程的追寻决定了这些选题不可能抢占新闻的第一落点，怎样平衡纪录与新闻的时间差，新闻事件会成为《纪事》的日常选题吗？刘春助理台长主张在处理新闻时效性选题上，当下热点，迅速介入，抓住新闻中的人性和故事，以纪录方式做事件的另类整合，以便能够获得最大可能的时效性。于丹副教授认为：纪录片是一个过程和点进，应把持其应有的从容；制约于电视传播的特质，时间的限制，栏目化的纪录片应抓住事件的横断面与转折点；当时间无法从容时，应使张力的最大化，形成多元的价值判断。“栏目纪录片应坚持纯粹的纪录片本体，再丰富其内容。”“当纪录本身与时效发生冲突时，我们宁愿选择纪录”。时间的延展性是新闻事件向前或向后延伸的空间，即对事件原因背景的探询和事件影响的完整，这部分空间是《纪事》应该游刃有余的空间。刘春从大编辑部的思维出发，主张围绕时间和社会对同一事件从不同角度选取适当的表达方式。

纪录片的本体经营：叙事与技术

北京广播学院朱羽君教授盛赞《纪事》在电视语言上的创新，结束了99到02年间的纪录片电视语言贫乏期，并且从纪录片拍摄实践上，为《纪事》提出了弥足珍贵的意见，主张加强对纪录片的经营。“真实时空的共在/同步性及与现实的吻合性，同步时空的纪录形成一定的团块，原生性的团块组织成有情节，有结构的整体”朱羽君教授强调拍摄者的主动性，她说“激发和参与是获取影像的必要方式”“交流和言谈，包括采访和人物间的交谈，电视的言语是全方位的影像，言语是人外化形式，包括表情/神态，人在言语间流露的更多。”“在同步中要善于利用偶发的，不可预见的事件，往前看，向不可预知的方向。”

朱羽君教授指出“技术是纪实语言的内核，新技术应该介入纪录片的拍摄。”“《迁徙的鸟》就是由两个系统组成，人文的系统和技术的系统”。提出多机拍摄的建议，展现同一时间的不同时空。

北京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认为：纪录分为三个层面，新闻事件纪录/人的状态纪录以及纪录生活原生态，而叙事中技术的不当使用会破坏原生态的东西。

刘春在感受到：《纪事》中“生活永远超过虚构”，情节的抓取和叙事节奏/拍摄距离的控制感都恰到好处。他提出在45分钟的叙事中一波三折，起承转和的方式，微观叙事/宏观关怀，有意识的利用影像和声音设置悬念，形成情节的块状集合。

纪录片中媒体形象

纪录片的介入是一种深度介入，拍摄者实际上是利用被拍摄者的影象和声音达到自己的目的，记者的行为直接影响影片的可信性，影响到媒体形象。朱伟主编提出媒体记者自身建设和媒体形象这一敏感问题，何苏六副教授说：“纪录片的伦理在新闻纪录片中尤其突出。纪录片的介入是一种力量。”“主张‘新闻自由’的记者首先必须放弃自己的倡导/签名/示威等权力，才能真正平等”李希光院长批判了纪录片中的窥视行为，这种行为有损媒体形象，应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

栏目的包装和宣传

《纪事》在去年1月3日全新改版进入新闻频道，有自己独立的栏目标识和呼号“行进中的影像中国”，但是栏目自觉意识不强，自身的包装和宣传不够，成为《纪事》品牌路上的一大障碍。凤凰刘春台长助理，借鉴凤凰的成功经验，建议从整频道的资源配置上加强栏目的自我宣传，栏目宣传片在频道内的滚动播出，并且宣传片要有足够的信息量和悬念。

DV征集，能否解栏目之渴？

DV的出现降低了纪录片的门槛，更多的人可以用它做个人的书写，DV受到大家的肯定。纪录片栏目受周期的制约，纷纷向观众征集DV，在观众中挖掘好的DV作品好的DV爱好者。凤凰台曾经开办《DV新世代》这一面向所有DV爱好者的栏目，刘春总结其经验指出“DV只不过是支笔而已”，打破了栏目对业余DV寄予的厚望。他指出：虽然DV使用很简单，但是爱好者都没受过专业的训练，好的DV作品并不多见，很少的业余DV影象能够符合栏目的播出标准。他认为“栏目对DV的操作应注意定向的追踪和控制，以及选题的控制”例如主题的设定“我的父亲母亲”等。

纪录片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栏目化的纪录片虽然受周期所限，时效性/社会性因素增加，但艺术中的创新精神始终是纪录片栏目不可殒灭的灵魂，坚持自我，坚持创新，我们才能在坚持与妥协中永不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