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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录片群体: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

作者:周江林  时间:2004-8-30 14:38:06  来自:转载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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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同样许多生活者的状态越来越复杂,仅仅用文字已经无法记录他们多元素的表情。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些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正努力真诚地反映着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关人类命运的命题,并坚定地传达出对人的尊严的敬意。

    一直来,我关注着这些从事独立纪录片的人和作品,他们很显著的特点是年轻,有独特的思考,问题在于他们并非如有人认为那样,他们作品不多,只有一个两个,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群体,并且如今他们理解并操作的纪录片——我在这里称为“新纪录片”——和以往我们所认识的电视媒体熟练制作出来的成品作比较,将会发现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在技术上这些后来者有待提高,但至少对真正纪录片的观念上,及他们的着眼点,作品毛胚的纹理上,我看到了希望对平庸的不屑,而且不难看出一场新纪录片的观念、主题和形式上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新世纪属于他们已毋容置疑。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新纪录片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现状下的生活,只是一种我们身体内外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它把我们抛向了任何东西之外。我们是外在的,永远面对着冰冷的物质,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人只是一种表面,人隐藏了他的深度。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谜团,这些新纪录片人,他们接近一种韵文,朗朗上口,源自于体内的激情和欲望,还表达了夜色、焦虑、骚动和尚未言明的内容。其次还是一种让人类感到厌烦、遥远,然后又突然出现眼皮底下,让你骤然间感到惊诧、出神入化的音乐。这些人把持的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延伸,固执地向前运动的结果,镜头最终触及了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维度,再向前,镜头与精神的领域发生了联系。我是说,观察的镜头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乌尔善认为就目前的纪录片来看,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比如从前采用的论证式方法,以“上帝式”的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而反观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而行为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视觉同样高高在上,其出发点所关注的生活现象是对真实的一种误解。另外,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充分冷静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人,本身的动机就很可疑,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够真实吗?观念上就存在问题。 

    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从头到尾近乎固执地对被访者提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很大吗?以外也问“你们在一起幸福吗?”“您抽根烟吧。”……他们强行闯入人们的住宅、甚至冲进公厕提问,摄影机的具有暴力的侵略性是一望而知的。雎安奇并非只是满怀激情的蔑视和破坏,他有很深的“底层”情结,这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原因。雎安奇谈到:纪录片的现状是要么是好高骛远, 要么是将技术贬低得一无所是,而其中丧失着的是却是对底层情感落到实处的关怀,漠视着的是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底层情感真是光明和绝望并存的心灵深处。

    冯晓颖认为,她的新纪录片首先关注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拍片没必要简单纠缠真实与否这些基点,对所拍摄对象的关怀首先得关怀自身。她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既是接近人的本质状态。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特定情景的切入,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个人根本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 

    同样,蒋志也这样谈出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富有激情和才华的人,夜以继日地制造中国特色关注百姓生活的片子,充斥电视屏幕,但目前仍没有出现有着巨大道德感召力的作品。并且纪录片有着讨好商业主义的趋势,特别是观念上的误入歧途,死命追求所谓的真实性反而滑向失去真实的危险胡同。”

    杨福东认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需要有一颗悲悯的心,这是个大前提。关心普通民众日益尖锐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世界各地人文录片工作者的大方向。“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创造过,被赋予人的主观色彩,等待被重新发现的真实世界,这样的民众生活并不是随意拿起摄像机就能摄下的。揭开‘社会生活的真相’,一直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但一个人必须承认你永远无法做到透彻地把握住所关注的对象,我们所做出种种努力只有试图接近真实和客观性。为此我并不否认我的作品有自我倾向。做到真诚为人,心态是健康的。对做事,这很重要。”

    胡择在纪录片《王迈的春节联欢会》中试图把王迈的艺术活动放在普通的社会背景下,来展示当代艺术在现实中的真实状态。整部片子没有旁白和主题音乐等,尽量追求现场的音响和时间性,以获得对现实的还原。由于对艺术家王迈不懈地跟踪拍摄,该片堪称一部为当代艺术揭秘的影片。
    一群七、八十岁的退休老头构成了杨天乙《老头》的主题。片子场景简单,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一种有关此片的观感是:做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此话延伸到北京那些“老”纪录片人的饭桌上,谈论这部片子也成了使人震撼的事情,因为它对人的自尊心提出了挑战。

    季丹,从1995年到1997年一直呆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村子里,拍了《贡布的幸福生活》和《去天国的路上》。季丹说,她喜欢的质朴的手法,表现的是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面对死亡的宗教信仰。 

    这些人群中,还有王兵、胡杰、曹斐……

    我对这些新纪录片者各自的努力表示理解,并表示由衷的敬意。的确这些自觉从事纪录片工作的年轻一代,他们正坚定信心,脚踏实地,以自己和他人所不同的文化背景、经历为基点,对人类的现状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看法的影像报告,这既体现人类对自身希望的进一步了解,同时也丰富了纪录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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