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登门去拜访康健宁老师，本来只是为了给他带去几本杂志作为纪念。顺便，也想和他聊聊，彼此熟悉一下。

此前，并未打算做一次正式的采访，没有研读过康老师的作品，怎么敢在他面前随便开口？但与一个纪录片大师聊天，话题自然还是离不开纪录片，我当然也不会错过聆听这位纪录片前辈的教诲。

有句话说：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前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又回到几年前的困惑——如何判断一个纪录片的优劣。因为我不是高手，所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光，犹如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可是，常常看到不胜数的奖项评出来，心中不免生出些许疑惑：评判纪录片到底有没有标准？应不应该有标准？如果有，那又以什么为标准？

如果说，判断艺术品不应该用度量的尺子来衡量，那么，又根据什么去判断哪个好，哪个不好呢？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都是如此的不一样！谁是裁判？

卢： 在您心中，评判一个纪录片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康： 标准？若说标准可能就多了。我心里头的标准，是看这个片子的背后站着多少人。我喜欢背后人多的。杜甫的两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能想象它背后有多少人么？鲁迅的《阿Q正传》，一篇短短的小说，一个小小的人物，就像是鲁迅抡起的一个天大的织网，当这张网扣下去的时候，依我看，但凡是个中国人全在里头，谁也跑不了。当然这个境界遥不可及，可我觉得它应该是个标准。对于纪录片来说，无论你的形式拍得多么精致、热闹，或者内容多么刺激、边缘化，如果你的思想波及不到更广的范围，深入不到骨头里去，没有独立的思考，没有个性的表达，那只能是就事论事。我们现在不兴叫“节目”吗？这就是节目。节目是表演给人看的，我总觉得纪录片不该这样。天底下的事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又去关注什么？这恐怕是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种选择，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就在这一点上，上下贵贱就有了分水岭。

卢：能具体一些吗？

康：像陈晓卿的《龙脊》，我觉得这个片子背后站的人就不少。他讲的是广西山区的一些孩子们的生活和经历。平实的画面叙述背后，几乎就是整个中国农业社会的缩影。它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蒋樾的《幸福生活》，它后面的人就更多了。普通人的苦辣酸甜，普通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就在一个车站里被蒋樾捣鼓的荡气回肠。段锦川新近拍的《拎起大舌头》，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别看名字起得涩，可这后边也是凿凿实实的站着人。

卢：你是说他（拍摄对象）应当是老百姓当中那些会带给我们思考的人？

康：对。也许你会觉得这个片子他是在说农民，可他仅仅是说农民吗？你是否会联想到所谓城里人对待民主，对待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情又是怎么做的呢？别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想的。他映射的是整个中国。

卢：说说您自己吧！《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思想基础吗？

康：大概是。樊先生曾经是个右派，影片用范先生陈述的方式，记录了他20多年所历经的悲惨。虽然有统计说，当年打右派，打了55万人，那仅仅是55万人的事吗？那55万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就等于把整个中国的脊梁都抽掉了！这样的损失要补吗？能补吗？

卢：就是应该选择在一个社会中有代表性的题材？

康：到不一定要代表什么。从表面看，这些事情都很简单。一个人有了一些遭遇，很苦得过了几十年，但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原因让我们今天的人想些什么。我总觉着，苦难应该这么拍，幸福也应该这么拍，总得讲点儿根源吧。

卢：但我会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康：噢。

卢：但是如果要拍出好的作品，还得像您说的一样，有力量、有反思。

康：能留下的，能放得住的作品。我想可能要有这方面的成分。

卢：那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

康：我想，应该是制作人的工作态度。这种态度是可以从影片中观察和感觉出来的。你在现场度过的时间长短，你能不能坚守。这种态度和影片的质量会产生联系。

卢：这有点儿像小川绅介的观点——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

康：对。我参加过国外的电影节。很多国外大师的片子，我怎么都看不懂。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文化我原本就陌生，他们的语言一句不懂。就是出于礼貌，装孙子，我也难有共鸣。但有一点我看懂了，他们真把拍纪录片当回事。五年、八年拍一部的是司空见惯。

卢：还有标准吗？

康：技术。光有想法、有干劲儿，没有技术，那就是大跃进。既然叫影视，总得尊重些影视规律吧。我反对拿着DV当板儿砖，见谁砸谁的做法。说实话，有些人让我感觉又像见着红卫兵了。我讨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