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九年前，公元1984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捧上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证书的时候，激动得掉过眼泪；今天，公元1993年12月27日，当我捧上金光闪闪的韬奋新闻奖杯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走过的路……
　　　　
　　我出生在大草原上一个普通牧民家庭，我热爱养育自己的土地，热爱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二十多年的新闻实践中，我热爱本职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为党的新闻事业尽了微薄之力。　
　　　　
　　1980年以前，在我国的电影、电视节目里只能看到沙漠的荒凉与人迹罕至；当时我认为这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我想：在那浩瀚的沙漠里，有千千万万各族兄弟，他们世代生息，奋斗开拓，创造了多少宝贵财富。那里同样有笑语欢歌，有美好的心灵，有生气勃勃的生活。我决心用电视的特殊手段，做一个生活的忠实记录者，把内蒙古的草原、沙漠、森林真实地介绍给中外观众。于是，《沙漠散记》、《草原散记》、《驯鹰散记》等多集系列节目的拍摄方案酝酿成熟了。
　　　　
　　有一件事，强烈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成为我后来拍摄处女作《沙漠散记》的直接动力。在自治区首府的一所高级宾馆里，有一位来自沙漠的年轻服务员，毅然辞去了舒适的工作，离开了繁华而美丽的青城，回到沙漠中去拉他熟悉的骆驼。一片令人这样挚爱的土地，想必有它独特的魅力！为了这件事，我反反复复地思索着，一遍遍地激动着，我的神思在家乡的草原和遥远的戈壁之间流连，并萌生了拍摄《沙漠散记》的冲动——我一定要把充满诗与歌、美与情的沙漠介绍给国内外的观众。
　　　　
　　电视事业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它的本质在于忠实地记录生活。而生活，是一个太深太广的命题，许多人在它面前望而却步，走得好的只有少数能够征服生活的人。

　　我从决定拍摄《沙漠散记》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到沙漠里去吃苦的准备，因为我知道，沙漠里不但有流泉，更有风沙与干旱，生活的艰辛就刻在牧民干裂的嘴唇上和古铜色的脸上。
　　　　
　　内蒙古电视台的领导对拍摄《沙漠散记》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他们掂量出，我要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片地域，我要反映的其实是一个民族。在人员少、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我配备了一台机器、两名助手。然而，刚刚才走到沙漠的边缘，两名助手便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饮食和气候，离开了摄制组，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我独自一人打起了摄制组的大旗，带着我的全部家当——七个大小包，二百多斤重的设备，一个人开进遥远的阿拉善沙漠。我坚信：事业，在人民群众之中；创作的源泉，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中。
　　　　
　　但所有的机器设备，总要想办法弄到拍摄地去。
　　　　
　　为了取得当地领导的支持，我在盟长办公室门口坐了三天。
　　　　
　　盟长工作忙。盟长无暇顾及一个普普通通的蒙古族小伙子要一辆车的请求。这件事太小，又太大：我有什么凭据让盟长相信我能做成大事呢?
　　　　
　　盟长不见，我就坐着。
　　　　
　　盟长终于被我的固执打动了，责成有关人员协助我把设备运进沙漠。随着拍摄工作的进行，我以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态度赢得了盟长的信任，后来，我们竟成了忘年之交。

　　我的行动也受到沙漠牧民们的热情支持。在额济纳，慈祥的老额吉用最肥的羊、最鲜的奶盛情款待我，还为我腾出了毡包。

　　有一年正月初二，我赶到沙漠里拍片(赛骆驼的场面)，牧民们听说电视记者来了，从几十里以外骑着骆驼赶来。一位70多岁的老额吉，含泪给我敬了一碗酒，一直看着我喝下去，才满意地笑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激励着我这个年轻的电视工作者。沙漠里到底有多少美丽的心灵，数也数不清。
　　　　
　　一位蒙古族教师，13年来用自己的工资，培养了16名小学生；一个汉族老阿爸，在喜鹊不搭窝、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栽活了100万株树……生活，是我创作拍摄电视节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广大牧民的信任和支持，激励着我的创作热情，使我建立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沙漠里的生活十分艰辛，尤其对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沙漠是个无情的东西，春天风沙蔽日，冬天北风怒号，夏天的沙漠像蒸笼一样烤得人难受。没有蔬菜，水也很少。外面的人，在沙漠里住上10天，嘴唇便布满裂口，不停地流血。我每一次进沙漠，出来的时候，人都蓬头垢面，野人似的。

　　为了拍摄沙漠驼队，我跟随运输硭硝的驼队，往来于沙漠之中近40天。我给拉骆驼的牧民当下手、做饭，抓住机会抢镜头。当别人停下来吃饭、宿营的时候，正是我拍片的好时机，常常是，人和骆驼都疲惫地入睡了，而我却在那里工作……

　　从1978年开始，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腾格里、毛乌素、乌兰布和、巴丹吉林等沙漠，平均每年在那里拍片100天，先后用了三年时间，行程1.2万多公里，拍完了《沙漠散记》六集120分钟的节目。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收果实。《沙漠散记》在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各地观众纷纷来信祝贺，谈他们对沙漠的向往，对奉献此片的作者表示感谢，说此片“为他们展示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

　　《沙漠散记》先后被十多个国家购走，随后，我便收到许多国外观众热情洋溢的来信。1986年，《沙漠散记》代表国家参加了中日电视艺术节节目交流。我刚刚走出沙漠，人未休整，便赶到东京，被那里的观众簇拥着，被记者包围着……日本著名电视编导牛山纯一将我领回家中去住，进行艺术指导，并相约将来联手向国内外观众奉献力作。

　　我常想：正确地反映生活，关键要热爱生活。不然，珍珠就在你眼前，也会变成石头。就是靠这巨大的热情，我记录了许多感人的生活画卷。

　　《草原母亲的爱》记录了一位蒙古族母亲养育了六个汉族孤儿的事；《大兴安岭纪行》、《蒙古七篇》、《群芳荟萃》、《驯鹰散记》、《草原散记》等节目，从不同的角度，多侧面、真实地再现了祖国北疆各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与生产、传统与情操。

　　为了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我舍得花本钱，下力气。为了拍摄《沙漠散记》，我十次进沙漠，历时三年时间，行程1.2万公里；为拍摄《草原散记》，四次深入锡林格勒草原，在牧民家累计住半年之久；为拍摄《驯鹰散记》，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在鄂温克族猎民家里住了四个星期。在沙漠里，我让骆驼踢过；在草原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过；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我翻过车……做一个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不容易。我曾经三次死里逃生。

　　做一个平庸之人容易，做一名优秀电视工作者难。其间要付出艰辛，要付出代价。这代价，小至健康，大至生命。但我在这个队伍中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大家叫我“老兵”。有人问我，下辈子干什么?我说：还干电视。

　　1987年以后，我走上了部门领导的岗位。我想，部主任就是连长，小战役派别人打，大战役得自己上。在对外部当主任时，我领着几位编辑记者拍摄了《大兴安岭纪行》(四集)、《蒙古七篇》(七集)、《草原鼠敌》(九集)等一批区内外有影响的节目，还亲手创办了《五洲掠影》、《中国正北方》等有特色的专栏。其中，《五洲掠影》是内蒙古电视台第一个收视率高的专栏节目。

　　1990年，我调到新闻部当主任。这时的我，更像一位“连长”，率领新闻部七八十号编辑记者，共同振兴内蒙新闻大业。从1990年至1991年，仅用一年时间，《内蒙古新闻》便一改过去在全国的落后地位。广电部徐副部长1992年在全国电视新闻评选会上感慨地说：“只要抓得紧、抓得得法，边疆落后的地方也可以出好新闻——内蒙古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1991年，《内蒙古新闻》在全国创下三个第一：在18个省区电视台参加的《祖国大家庭》节目报道中，内蒙古台的四个节目两个获奖，并获集体组织奖；在1991年全国好新闻评比中，内蒙台获两个一等奖、一个特别奖，处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之首，从此结束了内蒙古电视台与一等奖无缘的历史。仅1991年，内蒙古电视台新闻节目获国家级奖13个、自治区级奖52个，是建台二十二年最辉煌的一年。

　　在内蒙古电视台新闻节目质量的“突变”里，我倾注我全部的心血，所有的重大节目，我都亲自参与，从主题的提炼到每一个细节的把握，甚至重要画面的编排，我都亲自把关。比如获全国一等奖的系列报道《西瓜车皮被倒卖引起的思考》，从节目的前期采访到后期编辑，我亲自动手制作。1992年自治区政府表彰内蒙电视台新闻获奖人员时，有位记者动情地说：“如果说贡献，额尔德尼同志贡献最大，他是幕后英雄，是不署名的编辑。”

　　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丰富节目内容，缩短与观众的距离，三年来在我的主持下，《内蒙古新闻》开辟了《你我身边》、《时代追踪》、《党旗飘扬》、《绿色呼唤》等二十多个小栏目，《内蒙古新闻》的档次提高了，收视率扩大了，很多观众都说，“内蒙古新闻有看头了”！作为党的电视工作者，我经常告诫自己，首先做一名战士，要架起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几年来，我从群众关心的热点着手，拍摄、编辑了三十多条批评报道。我主张不单抓问题，更要抓有代表性的问题，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促进矛盾的转化。成功的批评报道就是最好的正面报道。由我倡导并参与拍摄制作的《西瓜车皮被倒卖引起的思考》、《七旬老人被孙女打》、《呼和浩特存在与大局不合拍的现象》等一批节目，在观众中引起过强烈反响，并获得了“中国好新闻奖”及“全国现场短新闻奖”。

　　1992年下半年，我担任了内蒙古电视台副台长兼新闻报道中心主任，肩上的担子重了，但我依然是一名战士，是一个“连长”。依然是小仗派人打，大仗亲自上。

　　为了配合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战略方针，我率队伍进驻全国六个机构改革试点县之一的卓资县，较早地在中央台播出了系列报道《路在脚下，路在卓资》；为了配合市场经济的改革，我率摄制组去包头，推出系列报道《走向市场》。还有许多热点问题报道，我仅仅是策划，是场外指导，屏幕上没有我的名字。

　　同事们说，额尔德尼把一支编辑、记者队伍带得朝气蓬勃，生龙活虎，关键时刻拉得上、退得下。1991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及全区那达慕大型的活动现场直播，主要机位都由新闻部记者担任。1992年，新闻部独立完成了全区那达慕现场直播任务。

　　作为一名电视工作者，我完成了双重职责：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努力架起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为艺术追求者，我忠实地记录了生活。我无愧于养育我的民族，把蒙古民族介绍给国内外观众，系结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纽带。

　　今天，当我又一次登上领奖台，捧回金光闪闪的韬奋杯时，我心里好像缺点什么，嘴里叨咕了很多人的名字，他们是：洪影、郑文超、珠兰其其格、温家祥、苏启发、陈绍业、吴监、呼群、于钧、万英奎……没有他们的支持能有我的今天吗？奖杯上应该刻上他们的名字，光荣应该属于他们！但是，我惟一感到欣慰的是，靠同志们的支持，靠自己的执著追求，我脚下的路在不断地延伸，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