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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凡是以青壮年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单位，不论行业类型和所有制属性，生产效率肯定都直线下跌。诸位劳动力整夜守着电视机不肯合眼，白天的工作时间除了瞌睡就是昏沉，反正得消极怠工。 当然，他们百分百不是为了黑铁时间播出的纪录片守候在子夜。守候，呵呵，就是喝喝啤酒，打打麻将，上网游泳扯扯淡，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熬到天亮看足球。上天安排了时差供地球村民划分自留地，而得陇望蜀是人的本性，扩大自留地的企图激发了村民们越界收割的遐想与斗志。太阳下山，黑夜降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要看到山那边村民的影子，于是有了卫星电视和光缆传输。因特那雄奈尔一定要实现，于是欧洲的先生们踢球，中国的先生们见证。 我上一次看足球好像是去年的世界杯，哪里，世界杯是前年了，中国VS巴西，比分是0∶4，日期是6月8号。记得这么清，因为那天刚好是一个朋友的生日，我们在饭店吃饭，吃的什么忘了，店里开着电视，他们开始踢球，全体食客都变成了看客，群情紧张期待，随后激愤沮丧。我当时也受了感染，旋即阿Q起来：中国人能跟巴西人踢就很不简单了，还是在世界杯，百年不遇——他们跟咱们打乒乓球世界杯的概率更小。 老实说，我认为体育赛事直播是人类文明的又一个荒诞注解。比如足球，腿脚和皮球的触碰竟然沟连着人生荣辱、国家尊严、民族品格，再掺上短兵相见、快意恩仇的原始江湖气，辗转暗投金钱和享乐主义的怀抱。几个人狂奔，几亿人狂欢，此类电视节目的最杰出贡献，大概是暂缓了肾上腺素的全球化枯竭。 这样信口开河势必要得罪人了，尤其是嗜球如命的先生们。不喝啤酒，不打麻将，没上过聊天室，也不大看球——还活着干嘛？有个看球的青年不屑一顾地质问——就像过大年耍龙灯，人家都卖呆儿去了，就你不去，你干嘛! 卖呆儿是我家乡的土话，意指看热闹，呆呆地看。最早的形象代言人想必是黄色新闻的鼻祖，乱七八糟的场景中披着黄色睡袍永远傻笑的那个孩子。小时候每次上街，我妈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别卖呆儿，小心走丢。可见我原来也是个爱看热闹的，只因为更怕走丢，不敢多看。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安全些的卖呆儿对象，纪录片，拍的人不多，能让人呆呆地看的片子更少。 看纪录片跟看书看球没什么两样，相对来说省点儿心。精神头儿过剩的还得去看球，尤其是控股当今世界的先生们。小小寰球，不踢球又不看球的那还叫男人嘛。在子夜纪录片栏目做工的陈先生也不愧为男人，自家播出的片子都可以不看，夜夜复朝朝，和美洲人澳洲人非洲人天涯共此时，卖欧洲足球的呆儿，而且职业病似的同情弱旅，每每为出局者送上远在北京的人文关怀：别了，铿锵的西班牙斗牛队；再见，优柔的意大利模特队。其忘我投入的精神令个别不看球的小人妒嫉，遂起了小人之心。小人看纪录片的时间不长不短，对这位作者出身的先生一向诚惶诚恐，偏偏最常听到的训话导语就是：有的人一个片子都没拍过…… 这回，哼哼。 陈老师，您自己踢球吗？——不踢。 那还看？——看热闹。 那还总批评没拍过片子的观众？——？ 我再次乐观估计了自己的智商，对方辩友迟疑不到三秒钟，便义正词严言地答道：我没教人踢球。 我失语。真不巧，刚刚又旁听了一个看完热闹偏要指点江山的聚会，题目叫“纪录片创作和发展”，一两个光说不练的人说了太久，我听到实在坚持不住，中途退场。 结论不证自明：片子是拍出来的，球是踢出来的。卖呆儿的不怕乱子大，只看热闹没教人踢球拍片子的都可以无事一身轻。陈先生属于十足标准的足球看客，我争取当个十足标准的纪录片看客，井水不犯河水，两清。 恐怕没那么容易。脑筋缓缓地转了几道弯之后，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拍纪录片是干嘛呢？不就是别人过日子你卖呆儿嘛。你没教别人过日子，别人也没等着你教，你就能心安理得地做墙头苍蝇？既然不关卖呆儿的事，那个黑夜最黑处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何必叫《见证》——卖呆儿也分出了三六九等，请注意，“见证”可不是一般的看热闹，不是witness，不是目击，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根本谈不上“见证”——又何必斥巨资十万元征询“共同见证”的观众朋友。抹掉几亿人狂欢的背景声，几个人围着小皮球狂奔的游戏还有什么好看。荒诞的究竟是昂贵草坪上的昂贵球员，还是世界各地的看客联袂上演的集体疯癫仪式？ 荒诞就荒诞吧，疯癫和愚蠢使人快乐，法国人米歇尔·福柯的发明没那么深不可测。我家乡还有一句土话，形容演戏的和看戏的，叫“彪子演、傻子看”，“彪子”就是疯子。人生苦短，却有太长的无聊必须忍受，做快乐的黄孩子起码好过一点儿。所以，北京的报人指责某著名东北小品演员庸俗搞笑，上海的著名文化人就理直气壮地反驳：你可以指责某某某，但你怎么可以指责亿万中国人民的选择!戏也好，文也好，影像也好，运动(自然也包括体育运动)也好，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自娱自乐，就只能在无穷退后、交错重叠的观看过程中完成自己。看热闹其实是自成门道的权势一种，卖呆儿的全都是场外指导兼群众演员。选择明显人多的场子去卖呆儿，一定没错的。就是错了，也可以套用上海先生的逻辑，轻易赢得豁免。我是人民我怕谁!我卖呆儿我怕谁! 越扯越远，我感到了跟足球、纪录片毫不相干的害怕。各位看客都心知肚明，卖呆儿的愉悦往往不是由被看者的愉悦而是惨痛体验换来的。一群高高提起脖颈的鸭执着聚拢，鲁迅于八十年前为卖呆儿刑场的同胞画了这幅像。到了四十年前，米哈依尔·罗姆，前苏联纪录片工作者，为卖呆儿纳粹统治的德国人画了另一幅像，《普通法西斯》(1965)。是否也有人倚仗法不责众的原理抗议罗姆：你可以指责希特勒，但你怎么可以指责千万德国人民的选择!有善于变通的中国人赶紧顾左右言他，将罗姆当年看不到的革命青年卖呆儿大串联涂抹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别人踢球看球的工夫，我断续记下了上述前言不搭后语的臆想，权当解闷儿。不料有一则电视新闻跳出来乱了我的视线，恰恰就在陈先生依依惜别意大利模特队的时刻：韩国平民金善日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而后斩首，当着几十亿世界人民的面，以退兵的名义。24小时照耀全球的媒介之光催眠复唤醒我，国际通行的魔幻飞毯铺天盖地而来，除了足球、NBA、奥运会、好莱坞、莎拉·布莱曼，还有石油、核、TMD、NMD、艾滋、SARS，现在恐怖主义又高居流行榜首，洋洋得意地摆明了要将害怕传染到底。他们似乎又成功了一次。突然间，我分不清谁更恐怖，谁杀了金善日——蒙面持刀的伊拉克人？手握鼠标、摇控器，陷在四面墙壁里卖呆儿的黄孩子们？ 最最恐怖的是，这次我发现自己正在后者的阵营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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