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见到雅克·贝汉的时候，他正好来北京推广他的《迁徙的鸟》，台领导请他吃饭，我叨陪末座。

    大家都知道，雅克·贝汉是个演员。他成名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厉害的时候知名度和阿兰·德龙不相上下，是他自己觉得当演员演别人编出来的剧烦了才去拍纪录片的，也正是他的演员经历让他很轻易地找到了超过三千万欧元的投资来拍他的鸟。所以我打趣地说：“如果有一天姜文或者葛优准备拍纪录片了，我们就打点行装回家吧！”

    为了和雅克· 贝汉套近乎，我说自己很喜欢他在《天堂电影院》里演的成年以后的托托，他特感兴趣地问：“你喜欢哪一段？”我老实地回答：“电影里面有一段托托母亲的电话留言，那位老太太说‘每次给你打电话都是不同的女人接的，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生活里您就是这么丰富多彩”。贝汉哈哈大笑着回答说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同时他说这句话却代表了他对职业的理想。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对他来说，纪录片与其说是他的职业，不如说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愿意在做片子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人生划成一个个不整齐的段落，每次都充满了新鲜、期盼、冲动。的确，从他的《小宇宙》、《喜马拉雅》到《迁徙的鸟》，他创作内容的题材跨度非常之大，他申明自己从来就没有指望靠纪录片养家糊口。

    我问雅克·贝汉：“难道你认识的纪录片导演里面，就没有靠纪录片发了财的吗？”他看上去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只有一个人，在非洲拍野生动物，挣了一点钱。”紧接着他抖了一个包袱：“他是个特例，因为他原来有很多很多的钱！”

    雅克·贝汉说纪录片是他观察世界、理解生活的一种手段，他是为着一种生活理想而去做纪录片的。他向我描述了一个他经历的故事，让我感觉到他的纪录片世界是那么单纯和美好。2002年夏天，《迁徙的鸟》已经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和他的朋友去荷兰的一块湿地度假。当他们正在自己搭建的帐篷外休息的时候，天边突然飞来一大群雪鹅，降落在他们身边，嬉戏玩闹，毫无惧意。原来，这是他们曾经拍摄过的一群雪鹅，而这时距离他们的拍摄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那个时刻，他泪流满面。“这种感动不是用钱能够买到的”，雅克·贝汉说。

    在我周围的所谓的“纪录片圈儿”中，更多的朋友是把纪录片当成一种职业，要靠它养活家小，供车供房，但是也有例外。去年在地坛医院呆过六十多天的张洪峰就是这样一个人。

    张洪峰本来是《见证·影像志》的外围编导，《地坛医院六十天》播出之后获得了观众和业界的好评。我们领导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他争取到了一个招聘的名额，没想到这哥儿们一点儿都不领情，认真地跟我们说“我是一个受不了约束的人，漂泊惯了”。然后他就拿着DV，拍他自己感兴趣的艾滋病题材纪录片去了。按说，张洪峰也是一个有家小的人，但是他的生活态度比我们这些多了十几年纪录片制作经验的人要超然得多。今年法国人类学电影节上，张洪峰的《窑工》获得了一个以一位法国著名摄影家名字命名的奖项（对不起，我实在没有记住名字），那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当评委们对片子的不足提出建议的时候，张洪峰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这部片子，我记录的只是我的一段经历。”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已然老了，曾经离自己那么近的纪录片理想，现在在哪里呢？

    显然，不论是雅克·贝汉还是张洪峰，纪录片对于他们来说更像一个情人，他们没考虑过和她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而只是一味地爱着。而对于我们这些以纪录片为业尤其是做纪录片栏目的人来说，纪录片更像是老婆，已经是身体的一部分了。每天应付着没有尽头的播出，难免会有“左手摸右手的感觉”。

    这把年纪，改行显然不太现实，也就偶尔想象一下“外遇”吧，呵呵。

200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