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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赭色细平纹的牛皮纸箱，四个四平八稳的黑体字，永远不卑不亢地睁着眼睛： 纸箱子里的内容早忘了，物质匮乏的年代，糊涂识字的年纪，只深信那里面是些好东西，好，而且易碎，经不起触碰。记忆里“小心轻放”的纸箱子遍地都是，后来就不大见得到了。忽然想起的时候，已经成年过久。不禁纳闷：那些消逝的年代，到底能有些什么好东西呢，值得那般警觉与珍重？ 要么是现在什么都不缺了，要么是我们已经习惯支离破碎，一眨眼的功夫，到了一个不需要也来不及“小心轻放”的时代。早岁哪知世事艰，居然自投罗网，找了一份织补的工，材料是每日生活碎片的影像复制品，电视新闻。那一年二十岁，在某小城市电视台实习，第一次遇到讨说法的“老百姓”，一个下岗女工，身高未及我肩(我1.59米)，拄拐，小儿麻痹后遗症，丈夫在一起生产事故中丧生，留下个孩子，为了要点抚恤金，这个行动困难的女人在各级各类的衙门口来来回回挪了数年。除了认真听她哭诉，我当然什么都做不了。那女人离开的时候，我扶着她，一直送下长长的台阶和坡路。办公室里的人，我尊敬地称作“老师”的，笑着说，小刘心眼儿真好。 我知道他不是在夸我，也听不出是不是嘲笑。那时我还年轻，没有生活经验，所以才入了这一行，想着不花钱就能到处转转，看个热闹，还有饭吃。果然，夜以继日有工可做，生计无碍，但渐渐力不从心。电视台新闻部的办公区——领导的那间情况不明——都是24小时大车店，陷在没有窗的编辑间里，眼前除了以1/25秒计数的工作量，别无他物。后来也真的很少送什么人出门了。我自己决定撤离之前，是在做“抗洪救灾”、“盗猎滥捕”还是“辉煌××年”，记不清了。 辞工以后，又过了些年，才分辨出剩下的一两枚碎片是些什么。有一次去某医院做典型报道，拍了一天，预先安排好的手术，病人和医生的采访，差不多了，又好像还差点什么。天快黑了，就等着再吃一顿饭走人了，忽然有报，说来了个急病号，路人送来的，正好显出医院救死扶伤的本色。带我的老师扛起机器，连着话筒线后边的我，一头扎了过去。那是个十一岁的男孩，被大货车轧断了一条腿，等候截肢手术。不知为什么，没有呻吟，孩子像是睡着了。大夫在现场说，这种事多了，没亲属在，就没人付钱，其实医院是献不起爱心的，但今天还是要给这孩子做手术。说完，为了配合摄像，走过去，掀起被子——一边说，小刘你看看没事吧，我说没事——被子下面全是红的，找了一会儿，才发现肢体断处，在右边的大腿上，模模糊糊地呲着骨头茬。几个人一时无话，带子沙沙地走着。突然那孩子动了一下，出声了：阿姨，你给我盖上被子。大夫说：盖着呢。孩子又说：给我盖上被子吧，阿姨，我冷，我脚怎么这么冷。 当时是大夏天，我确信自己在病房里始终表现镇定，带摄像机的和拿手术刀的，应该永远属于最镇定的人种。然而就在这会儿，那孩子唤起的寒气再次回来，瞬间从脚底窜升到胸口，再次让我身不由己地一个激灵。我是耳目，我是喉舌，我要看，我要听，我要说话，我要吃饭，我拍故我在——但是我最后到底在哪里？扛着摄像机东跑西颠的一群，到底是些什么人？到底想干些什么事！ 这久久无法摆脱的寒气，也许就是我转身逃往纪录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后来才知道自己也算走运，第一次看到叫“纪录片”的东西，是《沙与海》和《最后的山神》，其后，又有幸看过了《龙脊》、《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八廓南街16号》、《阴阳》、《幸福生活》等等。用不着借助什么从业经验就能清楚地察觉，这些拿机器的人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不属于衣着光鲜、气宇轩昂的那群。透过镜头前的人们，我听得到人们对面的他们屏住的呼吸，看得见他们小心翼翼、轻轻放下的身姿。那些影像背后的目光散发着久违的温度，让我在找不着北的时刻还有一根稻草可抓。 而稻草毕竟不能当饭吃，纪录片不是“救赎”的代名词，这是又过了挺长时间才肯接受的现实。越来越怕打开电视，哪怕只是听，听各级大台小台正襟危坐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一讲就是十来年。上了电视的老百姓最初肯定是打心眼儿里往外地“今儿个真高兴”，慢慢才发现，同“××之子”相比，自己在“讲述者”那里的待遇从头到尾差得远了。谁敢支着机器立到后者的对面，顽强催逼，不见掉泪不死心？人家已经泪如雨下了，苦苦哀求“别拍了”，还是不依不绕，“纪录”不止？这恐怕是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部“催人泪下”的某纪实栏目例片叫《第一次上镜》，老百姓难得上一次镜，第一次差不多就是最后一次了；而“××之子”出场时，一般都是第N次上镜了——区别是客观先在的。更厉害的是，现在已经有了借着“纪录片”的包装专门制造和出卖眼泪的电视节目，《××真情》、《××人生》之类，幕后牵线的、登台表演的、候在台下看眼儿的，都心照不宣，早早准备了一肚子眼泪，大众桑拿，其乐融融。 什么东西泛滥了都不值钱，眼泪也不例外。卖肥皂卖补药的都动用“老百姓的故事”作催泪弹了，兴许确实有促销的效果，但那跟“人文关怀”无关。人可能被说服，也可以找刺激——蹦极拓展漂流跳黄河爬雪山都不过瘾，还有生生造出来的“真人秀”，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万众争睹也争赌——但找不来、“秀”不出的是生而为人的感动，瞬间发觉自我的所在而心生涟漪的那种感动。 高尚是墓志铭，卑鄙是通行证。活着或者不活，拍纪录片还是不拍，可以任选一种理由——以集体的名义，以个人的名义，以观众的名义，以人文关怀的名义，以独立和民间的名义，以实验或DV的名义——拍纪录片吧，尽管拍到悬崖边缘，拍到人家跳崖而死。拍吧，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能少。网络时代让人人有机会大鸣大放而不问鸣放的是什么，人人有机会纵身登台而不顾表演的是什么，因而人人都可能滋生渔夫的错觉：管他捞上来的是金鱼还是魔鬼，都有机会一夜暴发。一年四季、遍布全球的影视节会恭候着诸位带摄影机、摄像机的人；星级饭店的茶点，酒吧咖啡屋的熏香，“高峰论坛”的进口麦克风，恭候着各族老百姓的悲情故事——纪录片还能做些什么！ 或者一切都不关纪录片的事。看看火爆东北小剧场、进军全国歌舞厅的“时尚”二人转，看看假扮的跛脚盲人怎样博得南北看客的满堂喝彩——让人笑有时候比让人哭还难，人群中的你为什么会笑得如此开怀？是因为人生过于劳碌和乏味，还是因为自己幸运到了不缺胳膊不少腿？而若你像我一样，曾经那么近、那么近地挨着一个失去了腿的孩子，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的冷？ 滑陷于越来越轻而易举的影像泡沫，我们正在越来越轻而易举地淡忘：那些泡沫依然只是人类永远无法掌控的时间的碎片；比时间更易碎的是影像，比影像更易碎的是生命，我们已经脆弱不堪的躯壳，到底还能盛住些什么？ 一记不着边儿的重锤也做得到惊起梦中人，而让人彻夜难眠的，却是无声的月光和月下的虫吟，以及那小心轻放的另一只靴子。 二十年前，炫目的骄阳底下，那个日后堕入黑暗最深处的青年翘首张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向光的习性，或可令人失明；强光之外，是更加深重的阴影。今夜，万籁俱寂，咫尺天涯，网络给了我网罗的虚妄，我愿将它小心轻放。 2002年12月26—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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