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东方时空的彭红军来电话，让我看即将播出的纪录片《传习馆》， “这是我拍了7年的一个纪录片。” 他强调说。

    又是一个7年的，前两天，重庆电视台的编导曾磊e来他的一部纪录片的文案，在这个片子里他追踪拍摄了一个“棒棒”的生活长达7年时间。我一边看，一边搓手艳羡：多好的故事啊。就像《红灯记》里鸠山说的“人生如梦，转眼就是7年哪！”

    如你所知，许多经典的纪录片都是用时间堆砌而成的。最著名的是前东德荣格夫妇，1961年柏林墙刚刚兴建时他们在一个幼儿园开始了拍摄，直到今年拍摄仍在继续，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二年，摄影师都拍死了俩。现在，这部叫《Golzow孩子》的纪录片已经成为东德以及整个德国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越来越多的同行也正在成为中国的荣格。前不久，《见证》栏目做了一个纪录片的十年回顾，总题目叫《时间的重量》。完成时我发现，创作者对他数年前拍摄的那点事儿依然一往情深，激情不减。——用相当长的时间去关注一件事儿，在电视行业中好像只有纪录片做得到。这又让我特没出息的联想到打麻将。

    北京麻将没有特别复杂的记番，而是简单地区分为“大牌”和“屁和”。“大牌”嘛，就是什么“清一色”、“一条龙”、“七小对”等等，赢钱的时候，翻好几倍地赢。“屁和”简单得多，推倒就算，但赢的钱也相对少一点。高手都做大牌，它要求人不仅头脑鸡贼，心理过硬，更重要的一点还得能耐得住寂寞，因为这是一“功夫活儿”，经常把牌抓荒了都上不了听。

    在麻将桌上，我是个新手，主要以“屁和”为主，弄得麻友们不到“三缺一”、实在找不着人了不让我上桌。同志们经常批评我说，你丫真是做栏目的，做点大牌好不好？哎，你别说，做栏目还真有点“屁和”的意思。

    记得我刚刚接手做当时的《纪录片》栏目的时候，为了做好从导演到制片人的“转型”工作，特地崇敬地抱着佛爷的脚丫子，拜读了许多有关纪录片栏目化的“理论文章”。

    理论是没怎么搞懂，但那些文章中众口一词的谈到了要使纪录片实现“栏目化生存”，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把“创作”改为“制作”或“生产”，否则的话，纪录片将会“栏目化死亡”。

    为了了解国外先进到了什么份儿上，我还真的在我认识的不到二十个外国同行中间做了一番调研。主要的问题就一个：你们那儿的纪录片在栏目运作的状况下，前期的周期是多少天。很快就有了回话儿，六到十天不等吧。日本同行还做了说明，五十分钟的片子拍摄周期在十五天以内的原因是，前期策划的时间比较长。淡江大学的王慰慈教授好像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目的，在信中她说，台湾的栏目纪录片平均的前期在一周以内，但那是我们纪录片人最痛恨的事情，你们不会也这么干吧？

    我们还真的这么干了。

    栏目播出压力这么大，养这么几个人已属不易，哪敢让一个编导在外头一呆就是半年，回来出一个三十分钟的节目。再加上设备费用也都成了栏目成本，实在供不起呀。所以，一般绝大多数的节目拍摄周期都控制在两周以内，节目的思想内涵更多要靠前期策划来完成。但说老实话，有几个纪录片是策划出来的呢？

    对我这种“一路小屁奔向胜利”的作风许多老师痛心疾首啊，上海的柳老师和刘老师就以他们《编辑室》为榜样教育我：“兄弟，做把大牌吧！” 可两位老师的是周播栏目，我们是一周五次啊！要不是刚结婚，谁能扛得住呢？

    因此我说，纪录片栏目是做“大牌”还是“屁和”，这TMD还真是个QUESTION。

2003.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