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宁在宁夏台曾经是分管文艺的副台长。整日厕身于红男绿女之间，就会了些娱乐圈里的段子，这个赵本山的段子就是康台说出来的。

    说的是赵本山打麻将，带响儿不带响儿的不知道，总之听了一把大牌——“超豪华七小对儿”——和“二条” 。听牌还挺早，哥们儿这叫激动。哎呀妈呀！

    牌桌上不能让人看出来不是？你得故作镇静：拇指肚儿暗地使劲在那儿提拉幻想中的“二条” ，嘴上还得轻松地唠点儿闲嗑。话说太多了也不正常对不对？老赵就从兜里掏出了一根烟，也巧了，没带火儿。只见他叼着微微颤抖的香烟，拼命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镇静地向对门儿借火儿：

    “哥们儿，借你的‘二条’使使！”

    其实，生活里的很多事和打麻将有很多相象的地方。有时候，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鳖得脸红脖子粗，可是那个“二条”就是不出现，拍纪录片也是这样。

    我曾经在敝台的一个著名纪录片栏目看到过一个拍摄文案，内容是说一群抗癌俱乐部的老人们，编导已经拍了四个月了。在文案里有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主要的四个拍摄对象中，如果有一个人“挂了”，这片子就可以结束了。当时我看了，差点没喷出来。情况和你想象的一样，那四个人一直健康的活着，片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绝大多数的纪录片核心还是在讲一个故事。故事嘛，总要有起始、推进、高潮和余韵。许多创作者用了很长的时间关注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件事，最后成片的时候自己总会感觉到平淡，毕竟正常人太难拍了。所以另一些聪明人就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如女同性恋者、艾滋病人、耍大刀的戏班子、弹棉花的等等一大堆挺新鲜的纪录片，而且挺受专家学者待见。“体制”内的拍纪录片的同志们心有不甘呐，只好来找正常人堆儿里的非正常状态，一试果然出活儿。比如拍农民就拍他进城，拍工人就拍他下岗，拍居民就拍他拆迁……总之不能让他正常了。

    我曾经看过方宏进做的一个纪录片，把一群没见过公路的山里孩子拉到天安门来吃肯德基，孩子们一脸的迷茫，而且时不常地出点丑、漏点怯，让城里的观众优越感顿生。此片播出之后还有评论说，这是非常态带来的纪录片的震撼.我心说，这种“非常态”叫变态更准确一点。

    “非常态”，学者给出的定义是“极端的临界状态，而不是规范状态”，相当于醉酒要吐之前，肢体僵硬，大脑充血，话密。挺内向的人面对着镜头拼命地说掏心窝子的话。这时候拍他显然事半功倍。还有一种是阶段性生活，比如第一次进城、大学毕业、结婚等等。人总会在这种环境下突然变得眼睛聚不了焦，发傻或者莫名兴奋。此时，编导就像打劫的见到了深巷里突然出现一个孱弱的款爷一样提醒自己，下手的时机到了。

    但“非常态”也不是那么好找的。通常状态下，它更像那张可遇不可求的“二条”，尤其对于现在很多的纪录片栏目创作来说，拍摄周期一般超不过二十天，除非把主人公灌醉了，否则哪儿找“非常态”去。我们栏目的编导就经常找我理论，商量能否让他们再多拍几天，“再有一星期就出状态了！”这种遗憾可能很多人都有。

    其实，在正常状态下的拍摄是最考较纪录片人的。不管是《阴阳》也好，《八廓南街》也好，没见到镜头前有多少非常态的东西，能看到的倒是作者完整复原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对生活细腻的体察和深沉的展现。这次纪录片学会评奖，施润玖的《敬大爷》获长篇一等奖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纪录片人更多的精力是否应该放在这里的，而不是漫无目的地等待，永远企盼着那个可遇不可求的“二条”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