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三十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它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它们统称为“山西票号”。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那么山西商人分布全国各地，他贩运货物开始往往都是运送现银，那么山西商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创办了账局、票号，解决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难，也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日升昌的出现，我们讲，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里边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的普遍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得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我对这些东西非常有兴趣，也对过去票商能达到的高水平，非常感到崇敬。因为它能够延续五百多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各个省里面，它的作用达到了一个很辉煌的时期。就是说没有一个金融组织，曾经达到过票商这样高的水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票号这种商品运作，进入到资本运作，或者商品运作跟资本运作相结合，这个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应该是必然的一步，那么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开始进入中国。那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呀，所以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这样子呢，这个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那么对整个经济的发展的作用，现在我们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很可惜，后来因为外国银行进来，把我们的挤掉，加上我们晋商的经济负担、战乱、税赋特别严重了以后，造成破产。这是一种很不愿意见到的一种结局。但是它历史上的功劳，中国是首创的。”

今天，当我们穿行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时，您也许很难想象这些灰色的砖墙、厚实的木门后面，发生过的一些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很难想象一些曾经名满天下的票号总部就设在这些古老的院落之中。

一百多年以前，票号商人就坐在这些厅堂之上，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他们的举手投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场波动。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些庄重的神情、沉稳的目光之后，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